在我看来，“儒商”是现代华人企业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人生境界。要塑造现代儒商，企业家必须具备“德”、“智”、“情”三种基本要素，使自己成为“德”、“智”、“情”三位一体的商人（或企业家）。“德”、“智”、“情”是现代儒商理想人格完整的架构体系，缺一不可。三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整体，彼此既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将它们等同起来。只有将三者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现代儒商人格。否则，只能是“单面的”或“双面的”不完全的儒商。
华人企业家要想把自己塑造成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决不能凭空虚构。除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外，还必须继承和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三达德”的君子人格思想。儒家的“三达德”思想，不仅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了理论架构，而且也为现代儒商人格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塑造现代儒商人格中，既不能将中国古代儒家的“三达德”思想原封不动搬过来，也不能把儒家的“三达德”思想视为无用，弃之不管。这种文化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态度，都是应当抛弃的。
那么，什么是儒家的“三达德”君子人格思想呢？现在，简要地作一些阐述和说明。
孔子在《论语》一书中，曾三次将“知（智）”、“仁”、“勇”三种美德视为构成君子人格的三要素。《论语·子罕》篇指出：君子“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颜渊》篇载, 司马牛问君子，孔子答曰：“君子不忧不惧”。在孔子看来，君子不做过恶之事，故“内省不疚（病），夫何忧何惧！”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又对子贡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孔子在这里虽自谦“我无能焉”, 但在子贡眼里，这正是孔子人格的自画象，春秋时期，把“智”、“仁”、“勇”三者看成理想人格要素的，并非孔子一人，在当时，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如《国语·吴语》载，越王勾践向楚大夫申包胥请教如何战胜吴国，申包胥答曰：“夫战，智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则不知民至极，无以铨称度天下之众寡；不仁，不能与三军共饥劳之殃；不勇，则不能断疑，以发大计”。在这里，申包胥认为越国要战胜吴国，最根本的是越国将领要具备“智”、“仁”、“勇”三种美德。《国语·晋语七》载，晋国大夫韩厥年老而辞位，以长子无忌为公族大夫，韩厥拒绝曰：“厉公之乱，无忌备公族，不能死。臣闻之，无动（国功）庸（民功）者，不敢居高位。今无忌智不能匡君，至于难；仁不能救；勇不能死，敢辱君朝，以黍韩宗。”在这里韩厥也是把“智”、“仁”、“勇”视为理想人格的三种高尚品格。孔子之后, 《中庸》作者从理论上进一步将智、仁、勇概括成“三达德”。指出“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即认为“智”、“仁”、“勇”是通行于天下最基本的人类美德。又指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在《中庸》作者看来，君子只有勤奋好学，以求渊博知识，方能明白天下事理，故曰“好学近乎知。”君子不只好学求知，还应尽力实行，使自己成为言行一致的仁德君子，故曰：“力行近乎仁”；在知行中君子难免做错事，只要自知羞耻，勇于知错改过，就能成为“过而改之”的君子。这同“小人之过也必文”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只有具备这三种品格, “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从事功角度说明“三达德”的君子人格在修身治人中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在孔子及其儒家看来，“智”、“仁”、 “勇”三达德中，三者是以“仁”为核心的相互联系, 相互补充的整体。“智”若离开“仁”，必将迷失方向而流于恶。“小人任智而背仁为贼，君子任智而背仁为乱。”（《春秋繁露·天地》）反之，“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只有以智明辨是非和善恶，方可爱所当爱，恶所当恶。“勇”若离开“仁”，“勇”就势必成为背义之勇。孔子云：“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论语·阳货》）故“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所谓“杀生成仁”，“舍生取义”，说明“智”和“仁”也离不开“勇”。在“智”与“勇”之间，只有两者互补，方可成为智勇双全的人才。君子只有具备“智”、“仁”、“勇”三达德，才能逐步地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精神境界。而这正是儒家君子人格所追求的完美的人生理想境界。
现代华人企业家在塑造儒商理想人格时，可以从儒家的“三达德”思想中吸取什么文化资源和哲学智慧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探讨的理论问题。
什么是“仁”呢？儒家所谓“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从狭义上，“仁”的本质规定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讲的爱人，并非特指人群，而是泛指爱一切人，即孔子的所说的“泛爱众”（《论语·学而》），或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原道》）要求以爱己之心亲爱、关怀、尊重一切人，做到与一切人友善。爱人有两条原则：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有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要求承认自己欲立欲达的事，也要尊重他人有立有达的权和愿望。这是从正面而言。二是“己所不欲，无施于人”。“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认为自己不愿做的事，也不要强加于他人。如此，就能“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是从负面而言。儒家所谓“仁”，虽说是泛爱众，但也有先后程度之别。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即儒家的仁爱有“亲亲——仁民——爱物”三个层次。从“亲吾之父”开始，进而“以及人之父，以为天下之父”；从“亲吾之兄”开始，进而“以及人之兄，以及天下之兄”；最终“以至于山川鬼神鸟兽草木也，莫不实有以亲之，以达吾一体之仁。”（《王阳明全集》卷二十六《大学问》）这就是程颐所说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遗书》卷二）的含义。
从广义上，“仁”是全德之称，兼统各种美德。这也就是陈淳所说的“仁含百善，能仁则百善在其中矣。”（《北溪字义·仁义礼智信》）孔子弟子有若指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子路问仁于孔子,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这里所指孝、悌、恭、敬、忠、宽、信、敏、惠等美德，是“仁”在道德行为上的不同表现。“刚、毅、木（质朴）、讷（言语不轻易出口）, 近仁”（《论语·子路》）“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巧言（花言巧语）令色(虚伪面色), 鲜矣仁。”（《论语·学而》）这里说的刚、毅、木、讷、讱等美德，是仁在语言仪表上的表现。除此之外，还可以从仁中引伸出人的其它美德，诸如“仁者乐山”，“仁者静”、“仁者夀”、“当仁不让者师”、“智者利仁”、 “克己复礼为仁” ，“有杀身以成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在这里, “礼”、“乐”、“静”、“寿”、“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德目也都是“仁”的从属义。可见，儒家以“仁”为核心而建构的道德范畴体系，既包括有人的认知心理，语言仪表，道德情感，行为动机等主观因素，也包括有人的道德行为等客观因素，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仁”的广泛的社会内容。
什么是“智” 呢？儒家所谓“智”，就是一个“明”字。曾国藩认为“智即是明也”。(《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四，《书赠第六则》)正如揚雄所云“智, 烛也。”（《法言·修身》）明智之德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烛，只有在它的照耀下，人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以理智的态度辨是非，明利害，既自知，又知人，克服非理性的不良情绪，对人对事采取正确的行动。知（智）这一概念，既有道德论意义，也有认识论意义。其一, 作为道德论范畴的“智”，就是明是非，辨善恶。孔子云：“知（智）者不惑。”（《论语·子罕》）智者所以不惑，是因为他能够明是非，辨善恶。所以，孟子肯定“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荀子肯定“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荀子·修身》）孟子还从孝悌之道的角度，对“智”作了说明：“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上》）都是从道德论角度来规定“知”的内容。其二，作为认识论范畴的“知” （智），就是识利害，明事理。孔子曰：“知者利仁”。（《论语·里仁》）意谓有智慧的人认识到仁对他有利才去实行仁。在这里“知”含有正确认识利害的内容。除此，还包括有事物之理的正确认识。“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结局），见始而知其终。”（《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告诸往而知来者” （《学而》）, “温故而知新” （《为政》）, “闻一以知十”（《公冶长》）,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这些命题中的“知”字，都是从认识论角度来规定“知”的意义的。其三，在人的问题上，要求善于知人。既包括“自知”，也包括“知人”。荀子指出：“知（智）者知人……知者自知。”（《荀子·子道》）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即要求对自己要有清醒的认识，既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也要认识到自己的短处，更要认识到自己的过错。“知过之谓智”，是一句千真万确的真理。《论语·颜渊》篇载:樊迟“问知（智）。子曰：知人。”《大戴礼记·主言》篇指出：“知者，莫大于知贤。”所谓“知人”，就是善于识别贤佞, 选拔贤才，做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什么是“勇”呢？孔子答曰：“勇者不惧”。（《论语·子华》）即无畏无惧是“勇”的基本内涵。它属于道德意志方面的品格，要求人类在改造社会和改造自然中，面对困难、艰险、进犯、胁迫、压力、阻力而不胆怯、退缩、回避、气馁。这是君子应具备的美德之一。儒家把“勇”分成“德义之勇”和“违义之勇”两类。孔子在《论语》中指出：“见义不为, 无勇也。”（《为政》）小人“好勇疾贫，乱也。”（《泰伯》）“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也。”（《阳货》）因为“违义之勇”有害于社会，所以，孔子厌恶“勇而无礼者”，子贡厌恶“不孙（逊）以为勇者。”（《阳货》）在儒家看来，只有符合道义的勇，才算是德义之勇。贾谊所云“持节不恐谓之勇”（《新书·道术》）, 卽要求人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坚守道义而不动摇，坚持真理而不顾安危，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才是真正的“君子之勇”。这是儒家所提倡的。
宋明理学家在孔孟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把“勇”分成 “血气之勇”与“义理之勇”两大类。所谓“血气之勇”，即是由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鼓起的勇气，如暴行、蛮干，斗殴、自残等。所谓“义理之勇”，是指由道义而激起的勇气，如坚持真理而“百折不饶”之勇等，一再告诫人们“义理之勇不可无，血气之勇不可有。”
儒家提倡的“德义之勇”，还有另一层重要涵义，就是善于知错，改过，敢于自我否定。在儒家看来，人皆有过，连圣贤也不例外。问题不在是否有过，而是如何对待自己的过失。孔子认为“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路》）即小人在过失面前总是采取文过饰非的错误态度，“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君子则与小人不同，“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路》）对于他人的批评，应抱“闻过则喜”的正确态度。孟子曾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孟子·公孙丑上》）南宋陆九渊曾对自己提出过这样的要求：“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陆九渊全集》卷六，《与傅全美》二）这一正确态度，正是“德义之勇”的一种表现；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知过不改，则是怯懦无勇的表现。清代学者陈确指出：“知过之谓智，改过之谓勇。”（《陈确集·别集》卷二，《瞽言一·近言集》）深刻地揭示了智与知过，勇与改过的内在联系。
上述儒家设计的“智”、“仁”、“勇”的君子人格，虽然有它的时代局限性，但它也蕴含有人类普遍理想人格思想的胚芽，具有永恒的普世性。它不仅为塑造现代儒商的人格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式，而且“三达德”所包括的许多人类共有的高尚道德, 也为建构现代儒商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在华人企业家中，要想把自己培养成现代儒商，就必须从儒家“三达德”思想中吸取其合理成分，努力寻求“三达德”思想与现代儒商的结合点和生长点，使“三达德”成为现代儒商必备的重要思想要素。不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中吸取智慧和启示，要想塑造现代儒商的理想人格，几乎是不可能的。
（“中国哲学智慧和现代企业管理”阶段成果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