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执政及其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关系
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延伸。依法执政，是针对长期存在的党执政基本上不是靠国家“法”，而是靠党开会、做决定，甚至靠党的领导人做指示(有时还加上发动群众)那种治国理念和体制而提出来的。毛泽东曾说过：“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样多条文谁记得住?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每个决议那是法，开会也是法。”1978年，邓小平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强调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依法执政。
所谓依法执政，实际上也就是党依据宪法和法律对国家政权机关实行政治领导。这既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体制和制度。为了深入而具体地理解这个界说，需要着重弄清楚三个问题：一是“谁”来依法执政?或依法执政的“主体”具体指什么?有的文章强调，执政的主体是作为整体的中国共产党，有的文章把党具体化为党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照我的理解，党依法执政，是一个层次很高的宏观命题。因而其主体应该是作为整体的党；作为单个的党员领导干部和党员，甚至像从来没有领导职能的党支部、总支部和机关党委恐怕难以成为执政主体。二是“谁”是被执政者，即执政的客体是什么?应该说就是国家政权机关。实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是要妥善处理执政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即党政关系。三是对用来执政的“法”怎么理解?最为关键的是对党政关系的处理，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必须有法可依，而且这种法，必须科学、合理，体现民主原则。这就涉及到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关系了。
依法执政作为一种理念也好，作为一种体制和制度也罢，其本身理应内涵和体现着科学性和民主性。《决定》之所以作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概括，照我理解，这是为了把科学与民主凸显出来，加以强调，引起特别的注意和重视。基于此，依法执政的体制和制度的设计和安排，必须尽量赋予其科学合理的内涵，使其要合乎情理，符合我们的国情党情；必须赋予其民主的内涵。只有这样所制定的国家法，才能是“良法”，而不至于是“恶法”。也只有依据这样的法执政，才能使执政的科学和民主的内涵得到实现和保障。就是说，科学、民主、良法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相互关联的。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就是建立依法执政体制和制度的目标模式。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一个过程，而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着手研究、讨论、设计和制定《政党法》，以国家专门法的形式来规范依法执政。
党、国家、社会(人民)三者的关系与执政党的合理定位
依法执政，关键在于调整和理顺党政关系，使党政关系合理化(亦即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或者说，使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科学化、民主化、法冶化。为了实现这一点，必须给予执政党以合理定位，作出党政关系模式的最佳选择。这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理论和现实的基础。我国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的特殊性决定我们要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就党政关系论党政关系，而必须紧密联系社会(人民)来考虑。也就是说，只有从党、国家、社会(人民)三者关系中，才能给予党以合理的定位，对党政关系模式作出最佳选择。
如何摆正和处理好党政关系，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但是，不管怎么难，党要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想方设法逐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党处于社会(人民)“之外”，而不是处于社会(人民)“之中”，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党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的。只有使党始终处社会(人民)“之中”，领导人民组成国家机关，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并率领人民监督国家的活动和对社会的管理，才能使党不脱离社会，不脱离群众。因此，这应该是党政关系模式的最佳选择。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原理的。只有在这种党政关系模式的宏观架构下，才能建构起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体制和制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