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十六大和三中、四中全会精神，根据胡锦涛同志今年2月19日—25日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精神，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向同志们汇报一下子“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就该题目，向同志们汇报三个问题。第一，提出问题。把当前我国社会人民内部矛盾一些突出的新情况、新问题充分地摆出来，供同志们研究。因为主要是分析问题，所以，对我国社会团结和谐的一些新的气象和好的形势，就不展开介绍了。第二，分析问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动向、新特点、新情况加以理论上的分析，供同志们来参考。第三，解决问题。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紧迫问题，提出解决的基本思路，供同志们参考。
讲稿已经发给大家了，所以，我也就不照本宣科地念稿子了。稿子上有的，点到为止。有些问题稍微展开以一下，以便于同志们更深刻地思考一些问题。
一、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新问题
先讲第一个大问题，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一些值得重视的新问题。
关于当前我国人民内部矛盾基本状况的概括，就是“三个基本，一句话”，就是我国各种关系基本协调，政局基本稳定，社会基本和谐；但是，应当清醒地看到，在基本协调、基本稳定、基本和谐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各类关系和矛盾出现了一些值得高度警惕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在经济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群众普遍地、不同程度地得到实惠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一些关系与矛盾趋于复杂和紧张，存在一些不安定的隐患和不和谐的因素，影响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具体概括为九个问题：社会差别问题、贫富差距和社会贫困问题、社会成员分化和流动问题、社会就业问题、群体性事件问题、少数干部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政治、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问题、民族宗教冲突问题，这九个问题既是人民内部矛盾趋于紧张与复杂的表现，又是人民内部矛盾趋于复杂与紧张的原因。我只对前五个问题展开分析，对后四个问题点到为止，不深入展开了。
第一，社会差别问题。
部分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呈继续拉大的趋势，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深层表现。下面分几个层次深入分析一下社会差别问题。
第一个层次，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别持续拉大。
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把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拉大的问题，摆到了一个很突出的地位，作为当前存在的三个重大问题中的一个问题。从长远来看，实现财富增长的最大化和分配的公平化这两个原则的结合，才构成社会和谐与进步的标志。所谓财富增长最大化，就是一定要把蛋糕做大，蛋糕做得越大越好；所谓分配的公平化，就是说，不仅要把蛋糕作大，还要把蛋糕分好。如果蛋糕做大了，分得不好，照样会出问题。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就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之说。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不怕东西少，就怕分不均，如果分不均，就会出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因贫富极度不均，两极分化，致使阶级矛盾激化而引发的农民起义，有文字记载的达几百起，严重的可以使封建王朝发生更迭，出现改朝换代。中国明末清初的李自成起义，就打着“均贫富”的旗号，号召成千上万的农民揭竿而起，把明王朝推翻。所以，收入的分配问题、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的一个重大问题。分配不公是影响社会和谐的重大隐患。
改革开放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收入拉开了差距，激发了人的积极性，这是好事。有了差距，才有竞争；有了竞争，才有动力；有了动力，才能发展。消灭差距，搞“一平二调 ”，那是万万要不得的。当前在打破大锅饭的同时，又出现了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别持续拉大的问题。特别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持续扩大。
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是2.47∶1，到了1984年，变为1.7∶1，缩小了。为什么？因为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农民增收了。我们可以回忆一下，80年代农村改革以后，农民的积极性非常高，那时农村居民万元户很多，城市居民很羡慕，农民的收入明显提高。从84年以后，85年、 86年，特别是从87年开始，城乡收入分配差别逐步在拉大，一直到2003年，达到3.24∶1。说明差别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在持续拉大。相当多的专家学者认为，考虑到福利、生产成本的支出、实物的估价等因素，城乡居民的实际差别已达到5到6倍。城市居民的收入主要是货币收入，工资袋上是多少，统计就是多少，当然不包括隐性收入，也不包括一些灰色和黑色的收入。也就是说，城市居民的收入在统计的时候是稍微地缩小一些。农村居民的收入在统计上实际上是拉大了。为什么拉大了？因为，在农村居民收入里，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因素在里面。农村是实物估价，打多少粮食，养多少猪，喂多少牛，很多没有变成货币，用实物来统计，就存在很大的伸缩性。我是山东人，90年代中期的时候，回过一次老家，问乡亲们，你们的收入准不准。他们说，我们的收入就是个橡皮筋，想让多，就多，想少，就少。比如说，母猪怀孕，还没生崽的时候，可以不算肚子里的小猪崽，但是，为了加大收入，也可以将肚子里的崽算上。一个50块钱，怀10个崽就500块。统计奶牛产奶时，一天产30公斤奶，7月份统计，可以把7月份以后的产奶也统计进来了。再比如，农村老太太养鸡生蛋卖钱，哪有什么成本。所以，把这些因素算进去，专家学者认为，城乡居民实际差距达到5到6倍。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与城镇居民增幅较快相比，农民增收缓慢，农民增收困难，甚至一些地区农民负担过重。从1997年到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连续7年没有超过5%， 2002年最高的是4.8%， 2000年最低只增长了２.1%，相当于同期城镇居民年均增幅的一半。2004年，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农民增收了，是6.8％，这是非常可喜的，是八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所以两会期间的一个热点就是农民增收了，粮食增产了，农村形势好了。但即使如此，农民收入增加额和实际增长速度仍然低于城镇居民，城镇居民收入2004年增长7.7%，说明城市增幅比农村要大，可见，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扩大趋势还没有完全扭转。
除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别持续拉大之外，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不同地区居民、脑体劳动者、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不同行业员工的收入分配差别都在持续拉大。
第二个层次，区域差别、城乡差别、脑体差别、行业差别等社会差别也在拉大，明显体现在区域差别，特别是城乡差别上。
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平衡的问题更为突出。在这里用了“更为突出”一句话。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三大差别，消灭城乡差别、消灭脑体差别，消灭工农差别。当然消灭三大差别，不是一下子能办得到的，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既然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所 追求的目标，就应该积极创造条件，采取措施，向着缩小三大差别的方向努力，而不是将差别越搞越大。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农村和落后地区发展，旨在缩小城乡和区域差别，虽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很突出，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城乡、区域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
首先是区域差别。1980年，我国东部地区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是50%，中部是30%，西部是20%。2004年，东部比重加大了，变成了58.5%，中西部缩小了，中部变成了24.7%，西部变成了16.8%，发展差别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东中西部人均GDP的差别实际上也在扩大，1980年，东部与中部的差别是1.51∶1，到了2002年是2.1∶1。东部与西部1980年是1.91∶1，到了2002年是2.61∶1。目前西部地区人口占全国人口的近30%，但人均GDP仅占东部的40%。去年我同97个中青年领导干部到日本去考察学习，对日本的地区差别我们做了一个分析比较，日本最富的东京地区与最不发达的北海道地区的差距仅为1：0.7，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地区之间的差距是在缩小。
区域差别问题说到底，还是城乡差别问题。全国农村60％以上的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约2000万人还没有解决温饱，区域差别主要还是由城乡差别引起的。
其次是城乡差别。城乡差别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以及经济总量差别在拉大。2002年，仅占全国人口25%的地级城市（不含辖县）实现的GDP占全国63%，而占全国人口60%以上的农村实现的农业增加值仅占全国GDP的15%。城市规模急剧扩张，房地产快速开发，使一些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农村出现土地抛荒，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劳动力素质下降现象，财富迅速向城市集中。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越发明显。所谓“城乡二元结构”，就是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存在一种不对称的组织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也就是说，农村是相对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是不断发展的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是比较突出的。我国有位驻欧洲的大使说了一句很形象的话：“中国的一半象欧洲，一半象非洲。象欧洲的一半是城市，象非洲的一半是农村。”我们到西方发达国家去考察，可以看到，他们的城乡差别已经缩小到一定程度了，城市无非是交通紧张，高楼大厦林立；乡村无非是一种田园生活，村庄是花园式的。坐飞机到美国的旧金山，晚上到旧金山，中国城还是很热闹的，城市的其它地方人很少了。为什么呢，都回家了，家在哪呢？在农村。我国目前城乡二元结构很突出，农村居民在就业、社保、教育、卫生、文化、福利、环保等公共事业方面与城市居民差别日益明显，社会事业及其基础设施落后于城市。70%的教育投入，70%的卫生投入在城市。80%以上的农民没有低保保障，80%以上的农民基本没有医疗保障。文革前的合作医疗体制，90%以上农民可以得到医疗保障，但在改革中流失了。有的农民讲：“过去看病动手术，杀一头猪就够了，现在杀十几头猪，甚至卖房子也做不了一个手术。”去年报纸上有一个报道，说一个老农民患感冒，久治不愈，杀一口猪进城买药，回家一看是假药。2004年11月20日，新华社记者对血吸虫病疫区作一个实地调查，一个农民说：“我们村80%人得血吸虫病。我家五口，都患了病，每年要吃两季到四季药。我的一个12岁孩子先后治疗一个月，用去1200余元，实在医不起。但不吃药，又浑身无力，干不了活，吃不上饭。”农民怕得病，怕得大病，因病致贫、返贫，甚至自杀等极端现象都有所发生。城市平均接受教育的时间是十三年，而农村只有七年，相差六年。我们有一次出差到农村，看到公路边农舍的墙上用石灰醒目地写着一幅标语“要打工，上初中”，这说明，目前在有些地区，农村孩子连上初中都上不了。
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别，以及城乡差别、区域差别等社会差别程度不同地在拉大，已经成为影响发展的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合理协调分配、城乡、区域等社会差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紧要问题。
第二，贫富差距和社会贫困问题。
部分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趋于扩大，社会贫困凸现，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问题。
社会公平是社会进步与和谐的重要标志。衡量一个社会进步与否，不仅仅有财富最大化的标准，还要有公平、平等、正义等标准。分配合理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贫富悬殊是最大的不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把贫富差距保持在合理范围，对一个国家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贫富差距太大，会导致两极分化，社会动荡，执政党会失去人心，丧失政权。以印度政局的变化来看一看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社会恶果。印度国大党是1885年成立的百年老党，在印度执政45年，印度的甘地家族是国大党的核心，在印度历史上，国大党解决了印度的独立问题，带来了印度一定的经济发展。但是，在它执政期间，存在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经济发展缓慢的严重问题，近5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人口7000万，童工达1亿多，引起人民强烈不满，执政45年后为印人民党所取代。这是印度政局的一次重大变化。印度人民党执政六年，GDP年均增长6%，特别是IT产业发展更快，印度成为世界软件生产大国，在IT产业方面，印度夸下海口，说比中国要强，仅次于美国，当然这也包含一定的水分在里面，但至少说明，印度人民党领导发展经济是有一定政绩的。但是，在公平分配问题上，印人民党没有处理好，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占人口65%的农民被忽略，80%的民众未得到实惠，3.5亿人仍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严重的两极分化。我们中央党校有的同志去过印度，他们认为，印度是典型的两极分化的国家。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贫民窟。一边是奔驰车在跑，一边是老头老太太在马路上放牛。国大党吸取了失败的教训，打出社会公正的旗号，提出“改善民生”和“解决贫困”的口号，展示出一幅“面向穷人”的形象，获得穷人、农村选民的支持，又打败了印度人民党，国大党又上台了。这就是外电报道评论的印度政局又一次重大变化，国大党“用‘泥块’打败‘鼠标’”的典型事例。出问题就出在公平公正问题上。所以，就一定历史阶段来说，没有贫富差距，是不现实的，关键是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衡量贫富差距是否合理，我们通常参考三个指标对比系统。
首先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从0到1的一组数据，其数据越高表明贫富差距越大。0意味着社会完全平等。完全平等的社会，一是，从来没有过。有人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是完全平等的，实际上，原始共产主义也不是完全平等的，前方打猎的壮劳力与家里的老人孩子所分得的食物是不一样的。二是，如果出现趋向完全平等的状况，则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谁还干活呀？社会发展就没有动力，社会无法发展。完全平等的社会从来没有过，趋向于完全平等的社会是没有发展动力的。1意味着社会极端不平等，极端不平等社会的结果就是两极分化，动荡不已，老百姓就要造反。目前国际通行的标准是，基尼系数0.3以下为“好”，该社会既有动力，还不会有麻烦。0.3到0.4之间为“正常”，超过了0.4，就超过了稳定和谐的警戒线了。一旦超过0.6，就为“两极分化”，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老百姓可能就要造反了。按照国家统计局统计，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88年是0.341。在警戒线以内，2000年是0.417。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估计，1997年达到0.455，2003年达到0.5以上，甚至有的说达到0.552。当然，这些统计数据仅可以作为参考，不以它为准。但是即使2000年的0.417，也进入警戒区了。世界银行测算，我国近15年来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高于欧美发达国家。
其次是欧希玛指数，即五等分法。就是把一个国家的老百姓分成五等份，1/5最贫穷的，1/5次贫穷的，1/5中间的，1/5次富的，1/5最富的。然后看每一组老百姓的收入在全国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根据有关方面的抽样调查，我国1/5最穷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4.27%，1/5最富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50.13%，这说明我国的贫富差距也在向两个相反的方向移动。
最后是高收入层和低收入层对比的数据。我们各抽样10%的最高收入户和10%的最低收入户，进行比较。城镇1998年为3.9倍，到2000年，达到5.02倍；农村，1998年是4.8倍，到2000年，达到6.5倍。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调查显示，我国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是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人群。全国城镇居民低收入户占31.79%，中等偏下收入户占32.36%，也就是说64.15%的人是中低收入水平。
贫富差距拉开的直接后果是两个问题：一是社会贫困问题突出。改革开放26年了，我国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贫困发生率从30%下降到3.1%。既然贫困人口总数在下降，为什么贫困问题突出呢？因为贫富差距拉开了，富者愈富，穷者愈穷，使得贫穷问题特别明显，贫困人数不多，但极为突出。与高收入层相对照的社会贫困层客观存在。我国城镇中仍有120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中，人均年收入1059元，一个月才100块钱不到，可以想象，在城市里每个月不到100块钱，生活是什么状况呢？在农村，2003年按人均年纯收入882元的“低收入人口”标准，农村为5617万人，占农村人口比重6%。年收入882元，按照10个月计算，每个月才88块钱。按人均年纯收入637元，农村为2900万人，每天生活费不足2元钱。
再一个是社会公平问题凸显。现在公平问题成为一个热点了，成为一个关键词了，为什么呢？大家都关注它。中央党校调研组对学员问卷调研显示：在学员心目中，2004年最为严重的三个问题依次是“收入差距”为第一，是43.9%，“社会治安”为第二，是24.3%，“腐败”为第三，是8.4%。对2005年的改革，72.9%的学员关注分配制度改革。可见，社会公平问题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解决贫富差距和贫困问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紧迫问题。
第三，社会成员分化和流动问题。
阶级、阶层发生了分化，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产生了，社会成员流动性加大，构成结构重组，呈多元化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复杂，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表现。
我们上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我国工农兵形象的宣传画，宣传画上的工人老大哥，是炼钢工炉前工人打扮，头带鸭舌帽，上面挂一个墨镜，手拿大钢钎，气势昂昂地站在那儿。农民老大姐，是个女的，头戴白手巾，一手拿镰刀，一手抱着稻子或者麦子。外加知识分子，戴眼镜，夹着一本书，穿着中山服。还有解放军战士，挎把枪。这就是我国工农兵主体阶级的形象。但是现在，这种宣传画看不到了，工人阶级不一定不带眼镜，知识分子也不一定只夹本书，农民也不一定带条白手巾了。宣传画形象的转变告诉我们什么呢？主体阶级的形象不那么好描述了，模糊了。为什么呢？因为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产业结构、就业结构都变化了，在主体阶级仍然存在的大前提下，阶级、阶层发生了新的组合、分化，有一些新的阶层和利益群体出现了。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工人阶级内部结构和组成发生深刻变化，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内部关系多样化。由于工人阶级的各个成员所处的所有制不同，分配方式不同，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待遇不同。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不同岗位的职工的流动不断加大，在收入上拉开了差距，形成了一定差别，工人阶级内部分成不同状况的工人群体。前几年，我到一个地区的一个工厂去调查，这个工厂实行“一厂两制”，是个生产搪瓷盆的，50年代建厂的老厂子。父子俩人参加座谈会，父亲在原来的公有制车间，儿子分到中外合资的车间。父亲讲我是50年代入厂 的老工人，我参加厂庆的时候，只发给我一个印着“艰苦奋斗”的水杯，儿子参加改制庆祝大会的时候，一人发了2000块钱。回家后，老伴对我和儿子就两个待遇。这说明因为所有制不同，分配不同，工人阶级内部关系复杂了。特别是一部分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产业工人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很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就拿煤矿工人来说，中国的煤产量占世界1/4，居世界第一，是第一产煤大国，但煤工业死亡人数占世界的4/5，是世界上安全记录最差的国家。中国每万吨煤死亡率比俄罗斯高11倍，比印度高15倍，比美国高100多倍，每年死亡6000多人。
第二，农民阶级发生了新的分化和组合，农村居民内部关系复杂化。农民原来是挣工分的实行集体劳动的农业劳动者，现在成为实行土地个人承包的农业劳动者。同时，出现了一个新的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估计有一亿人左右，充实到工人阶级队伍中。一方面，他们成为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现在的建筑、采掘、纺织等行业，80%职工都是农民工。另一方面，他们又处于城市生活的下层，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新华社记者最近有个抽样调查表明，80%的农民工主要靠睡觉和闲聊打发剩余的时间，有一个公式叫做劳动加睡觉等于农民工全部生活。60%的农民工对文化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有一个工地1000多人，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几百人的工棚只有一本翻烂了的《射雕英雄传》。报纸是有的，都是多少年以前的，糊在工棚上。40%以上的农民工只有一个行李卷，有的老农民工一个行李卷伴随自己十几年。72.5%受访农民工表示，不同程度被拖欠工资。现在，工会和劳动保障部门积极采取措施，解决农民工的生产和生活保障问题，情况较以前有很大改善。
第三，在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私营经济中，形成拥有相当财富的高收入的企业主阶层，他们作为雇主和雇员的矛盾客观存在，经营管理人员与员工的矛盾客观存在。有的非公有制企业存在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差，拖欠克扣工资，随意加班，侮辱工友，雇佣童工等，业主同员工之间关系紧张。
第四，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的社会阶层。一般来说，这些社会阶层大多属于中等以上收入层。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也有一定差别和矛盾。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同志解决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首先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及其矛盾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毛选》的第一篇，开宗明义解决了革命的首要问题。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科学地分析我国当前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正确认识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的新变化、新分化、新组合，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地位，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正确处理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首要问题。
第四，社会就业问题。
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供求矛盾紧张，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直接表现。
第一，就业压力增大。我国13亿人口，年龄15到64岁的劳动力是9．09亿，超过发达国家总劳力3亿以上。十五期间，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失业人员还有1300多万人，总的有2300多万人需要就业，压力是很大的。复员退伍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残疾人等就业安置也很突出，特别是大中专毕业生，2004年，全国280万高校毕业生，到9月份就业率达73%，仍有74万大学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现在情况可能好一些，明年可能更困难一些。我们中央党校办公厅秘书处招一个公务员，将近100个人来报考。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第二，失业问题比较严重。城市登记失业率2003年4．3%，2004年预计4．7%，经过努力，实现4．2%，比预计降低了0．5%。2005年预计控制在4．6%。登记失业率和城市实际失业率是有一定实际差别的。去年，我到东北的一个城市调查，市长告诉我，100万人口的城市，6个部门统计失业率，有6个不同的数据。工会有工会的数据，妇联有妇联的数据，劳动保障部门有劳动保障部门的数据，统计局有统计局的数据，口径不一致。民政部《2001年社会保障白皮书》披露，1993年城市实际失业率是5%，1998年是8-9%，2000年接近10%。专家学者估计，目前已接近12%左右。人民大学一位教授做的德尔菲失业风险调查认为，7.03%标志着我国已经进入失业警戒线，9.73%标志着我国进入社会发展风险期。从就业角度来看，我国也正处于社会发展的风险期。
第三，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困难。我国农村整壮劳动力4．9亿。现有耕地只能容纳1个亿左右的劳动力，乡镇企业可以安排1．33亿，到城市打工9900万，还有1．5亿的人没事干。这1．5亿的人基本上都是大姑娘、小伙子，至少小学毕业，有的上过初中，有的上过高中，在家没事干，但有饭吃，了解城市生活的繁华。那就进城吧，城里还有4.2%的失业人口，进了城以后，对城市造成巨大的压力。2000年到2030年，我国计划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意味着1亿多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这就是2.5亿人。目前全国约有3400多万左右农民失去土地或减少耕地。有的失地农民讲，我们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有的个别农民讲，土地拆迁，是“富人得票子，农民得条子，官员得帽子。” “过去是种地的农民，现在土地被征用后，成了无地的流民，到了城市，成了到处游逛的游民。”
就业压力对执政党来讲，是个巨大的考验。理论界有个说法，认为提高就业率是最大的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当然话有些过头，但是至少说明社会就业问题对社会和谐的极端重要性。降低失业率，提高就业率，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紧迫问题。
第五，群体性事件问题。
近些年突发的群体性事件，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
近几年我们中央党校积极地改进教学，进行研究式教学，很多课题组都选择“群体性事件”作为研究课题。现在我把他们的研究的情况概括起来，介绍给同志们。当前群体性事件有五个特点：
一是，群众信访和上访大幅上升。目前我国正处在信访上访的高发期，有人形象地比喻为“信访上访洪峰”期。信访上访增多警示社会矛盾日趋积累。全国信访上访总量逐年增加，2001年和2002年同比上升2.7%和2.9%。2003年1—7月县以上党政机关受理群众来信686万人次。其中群体上访的比例大幅上升。信访上访升级也是一个特点。近几年，越级上访（省、中央）数量上升很快，县级反而下降，矛盾焦点向中央机关聚集。
二是，群体性事件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数量不断上升，规模不断扩大。1994年至2003年10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也大幅增长。2004年1—8月，全国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比去年同期上升38％，参与人数上升32％，全国六大区中升幅最大的，同比上升82％。有的城市有时同一天发生多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规模从1998年起逐年扩大，百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由一千多起增加到几千起，聚集人数最多时达万人以上。
三是，参与主体趋于多元化，组织化倾向趋于提高，行为方式趋于激烈。2001年参与的256.4万人中，第一位的是工人，占37.7%，第二位的是农民，占28.2%，第三位的是城镇居民，占11.8%，第四位是离退休人员，占8.2%，第五位的是个体户，占3.9%。工农群众是主体。组织化倾向趋于提高，行为方式趋于激烈。参与人员趋于复杂广泛，扩大到多行业、多系统、多地区，城乡均有。有些群体性事件形成了自发组织，出现了幕后指挥和挑头人物，呈现跨区域串联和联动特点。聚众堵公路、卧轨、拦火车等阻塞交通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加，2000年占群体性事件的6.3%，2001年占6.6%，2003年发生3100起。暴力抗法，武装械斗时有发生，人员伤亡时有发生。冲击党政机关事件逐年递增，2000年发生2700起，2003年达到3900起。
四是，引起原因大多是物质经济利益问题。居第一位的，是生活待遇问题。属于政治性问题的不多，物质利益诉求是主要的。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大多数是普通群众，有老工人、老教师、老战士、老干部，其他为教师、学生、复转军人、公务人员等。以2001年为例，因工资、福利、社保问题的，占28.1%；因企业改制、破产待遇下降的，占19.5%；因征地拆迁的，占13.5%；因民间纠纷的，占45%。
五是，引发、激化群体性事件的政治性因素增多。境内外敌对势力同“民运”、“法轮功”、“东突”、“藏独”、“疆独”、“台独”等敌对势力进一步勾结合流，利用、策划、挑动群体性事件，插手群体性事件，借机搞什么“工运”、“农运”，是引发、激化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因素，这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势头在发展，可资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的机会在增多，对稳定和谐的危害在加重，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隐患。积极预防、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严峻问题。
除以上五个问题外，还有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政治、思想、文化相互激荡问题，民族宗教冲突问题等四个方面的问题，既引起复杂紧张的人民内部矛盾，也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诸多表现。正确处理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处理经济运行中的诸多矛盾，处理政治、思想、文化、民族、宗教冲突，也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二、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科学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为什么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因为我们面对着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和诸多社会矛盾，需要我们解决，需要我们协调。正因为有矛盾，才要和谐，正因为要和谐，才要协调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键是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取得全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怎样才能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呢？从理论上把握其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一）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我们知道，现实世界是充满矛盾的，充满辩证法的，矛盾和辩证法就是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的本来面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本来面貌。面对今天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和局势，我们一定要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诸多社会矛盾。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和实质是什么呢？列宁说：“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核心和实质”。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矛盾规律，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观点，即矛盾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什么叫对立呢？对立就是矛盾，什么叫统一？统一就是和谐。对立统一，就是在矛盾的化解中求得社会的和谐。我们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就叫世界观，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解决现实矛盾，就叫方法论。毛泽东同志是正确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典范。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同志有两部重要的著作，一部叫《矛盾论》，是在战争年代写的。在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关键时刻，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矛盾，得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巧妙地处理了中国革命的矛盾和问题，赢得了人民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的政权。《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光辉的经典著作。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又写了一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对立统一观点观察和分析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指南。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一定要深刻理解这两部著作的精神，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现实矛盾和问题。在这两部著作中，毛主席把对立统一观点概括为三个重要的观点：第一，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第二，矛盾是事物存在的普遍规律和根本法则，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内在源泉和动力；第三，要运用对立统一的观点，即矛盾的观点看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诸多社会矛盾。用这三个观点来看待我们今天的社会，不存在有还是没有矛盾的问题；也不存在好矛盾坏矛盾的问题，因为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始终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无所谓有矛盾无矛盾，也无所谓好矛盾坏矛盾。矛盾不解决是坏事，矛盾解决了是好事。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又产生了，事物就是在不断地解决矛盾中发展的。所谓和谐社会，不是否定矛盾，而是强调社会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求得统一、求得和谐、求得前进。在妥善处理各类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上，中外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第一，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经验教训表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前苏联是在1936年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承认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存在矛盾，存在什么性质的矛盾，怎样区别和处理矛盾，是摆在当时苏联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但是，当时在苏联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错误观点：一是根本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有矛盾，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二是把矛盾扩大化，把一切矛盾都夸大为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斯大林有两个著名观点，一个叫做苏联的“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我们把它概括为“完全适合论”。既然完全适应，就不改革了，使得苏联经济政治体制趋于僵化。第二，斯大林提出苏联各族人民“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的论点，一致成了动力了，矛盾没有了。“完全适合”论和“一致动力”论是违反对立统一规律的形而上学观点。理论上不承认苏联国内有矛盾，又怎样解释苏联大量的现实矛盾呢？斯大林在理论上不得不把苏联国内的各类矛盾都说成是外部原因造成的敌我矛盾和阶级斗争，提出著名的“左”的观点：社会主义进展越大，剥削阶级残余进行斗争就越尖锐；阶级斗争一端在苏联，另一端则在资产阶级国家。把国内的矛盾统统说成是阶级斗争性质的敌我矛盾，把产生矛盾的原因归结为外部原因，归结为资本主义包围，归结为敌对阶级作用。他从不承认矛盾，走到另一个极端，就是矛盾扩大化。结果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既然矛盾是阶级斗争性质的，斯大林就采取了极端的肉体消灭的办法来处理。1936—1939年，斯大林发动了一场大清洗运动，当然不可否认被肃反的人中是有一些间谍特务，但是，大多数人是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和人民内部矛盾。根据历史学家统计，大清洗被捕和被处决的人数有几百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逐步形成了苏联僵化的经济政治体制，是苏联解体的一个深层原因。
第二，我国的经验教训表明：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题。我国是在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内部有没有矛盾，怎样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也就成为我国社会的一个全局性问题。特别是当时苏东和国际上发生的问题，也促使我们党对人民内部矛盾进行研究和思考。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大的思想混乱和激烈动荡，在波兰和匈牙利爆发了全国性的动乱。1956年冬到1957年春，苏东动荡波及我国，引起一些思想混乱，加之我国新制度刚刚建立，新的矛盾不断产生，问题不少，像分配、生活待遇、住房、物价、学生升学、就业以及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问题等等，引起了群众一定程度的不满，发生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大约有一万多名工人罢工，一万多名学生罢课。这些新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我们党的高度重视，总结经验、借鉴教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鲜明地提到全党面前。1957年2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标志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形成。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然而，在后来的实践上逐渐偏离了正确的理论。1957年犯了反右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9年错误地开展了所谓“反右倾”斗争，到60年代在“左”的路线指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直到十年“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一步一步走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泥坑，造成全国性内乱，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恢复和发展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走上了稳定、和谐、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处于社会发展风险期的一些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高度重视协调各类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的相对和谐与稳定，至关重要。从各国现代化进程来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增长与问题、发展与矛盾往往就会交织在一起，成为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社会矛盾最易激化的高风险期。发展必然带来利益格局的变化，一些人利益满足了，一些人利益受损了，矛盾加剧；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衍生一些社会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矛盾激化，再遇到经济滑坡、金融风险等突发情况，就会发生社会动乱，影响政局稳定。被称之为“拉美陷阱”或“拉美病”的“拉美化”现象就是例证，其含义主要是指拉美国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因贫困化和两极分化导致社会动荡。20世纪80年代起，拉美各国相继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短期内和局部上取得了经济增长的一些成效，如阿根廷在1991年与1992年，分别实现10．6%和9．6%的高增长。2001年巴西人均GDP是2957美元，委内瑞拉是4877美元，墨西哥是6200美元，阿根廷是7416美元，阿根廷因经济危机，2002年又跌至2912美元。拉美一些国家在强调经济增长时忽视了社会公正，失业率持续攀升，2002年拉美地区失业率高达9．6%。贫富悬殊，2004年拉美贫困人口已达2．27亿，百万富翁增长率却居全球之首。以巴西为例，收入最高的10%居民拥有全国财富的40%，收入最低的10%拥有财富却不足3%。两极分化的结果是，社会出现动荡，群众抗争运动此起彼伏，如墨西哥的萨帕塔农民起义，巴西的无地农民运动，阿根廷的拦路者运动、敲锅运动，秘鲁、危地马拉、玻利维亚等国的反私有化运动等等。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该党从1929年到2000年连续执政71年，使墨西哥从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发展为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化国家，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700亿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13，经济增长率达到7%。20世纪80年代，长期执政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取代 “革命民族主义”，全面推行私有化，开放国内市场。在社会政策上，削减教育、医疗和保险等公共开支，以推进经济增长。但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很多中小企业破产，大量工人失业，大批农民失地，普通民众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可以说是，一方面在积累亿万富翁，另一方面又在积累贫困。全国9700万人口，其中贫困人口达到4600万，约占总人口45%，赤贫为2400万。墨西哥300个家族拥有全国50%的财富。中下层民众对革命制度党不满，严重动摇了革命制度党执政基础。1994年初，墨南部贫苦山区的印地安农民揭竿而起，爆发了该党执政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武装起义。2000年大选丧失长达71年的执政地位。
总而言之，一定要高度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极端重要性。由于复杂的国内国际因素，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我国长期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在特定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突出地、大量地、经常地表现出来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社会现阶段人际关系上的主要矛盾，是政治生活的主题。正反经验表明，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题，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作法，始终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就和谐，事业就发展；否则，社会就动荡，现代化建设事业就受挫折。
（二）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
毛泽东同志除了着重阐述人民内部在政治思想上的矛盾之外，还论及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强调从分配上处理好利益矛盾，主张要从经济利益上对人民内部矛盾进行分析，加以协调。
1、马克思主义与利益问题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利益矛盾解决好了，给人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人民内部矛盾就好解决了。正确认识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出发，搞清楚什么是需要？什么是利益？什么是利益矛盾？怎么去协调利益矛盾？利益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有句名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是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利益分析是观察、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眼光和角度，利益协调是马克思主义处理利益问题的重要方法。
搞清利益，必须先搞清需要。什么叫需要？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的表现，凡是人，都有人生需要，要吃饭，要穿衣，要有房子住，出门还要坐车。物质解决了，还要精神的，要爱情，要幸福。没有需要，就不是人，至少不是活人。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是概括人对物及其派生物的一种直接依赖关系的范畴。比如，人要吃饭，人对食品就产生了依赖关系。什么叫利益呢？利益是在需要基础上产生的，是对需求对象的一种分配关系。比如吃面包，一人吃一个面包，就直接同面包发生关系。而几个人同时吃一个面包，首先要解决的是对面包的分配，然后才能吃。如何分配呢？就要有一个分配的原则，是一个人吃其余人饿死，还是按需，按劳，按要素分配，总之首先要解决分配问题。所以，利益实际是一个关系范畴，是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现实生活中不是一个人对一个面包，而是一群人对一个面包。所以，先要解决对面包的分配问题，才能解决吃面包的问题，利益实际上就是人与人之间对需求对象的分配关系，是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社会关系。什么叫利益矛盾呢？有了分配关系，就会有利益分配上的差别，有差别，就会有矛盾，有竞争，利益差别就是利益矛盾。从哲学上看，利益矛盾无所谓好坏，是客观存在。处理好了是好事，处理不好是坏事。把利益竞争和矛盾控制在一定程度，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协调得不好，也可能是破坏力。社会革命、社会变革，归根到底就是调整处理利益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说到底，就是人民内部利益矛盾。
2、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及其特点
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多层次、多领域、多类型的纵横交错的复杂系统。横向的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各民族之间的矛盾；执政党与他党、非党的矛盾，党内矛盾；地方之间、企业之间、群体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非公有经济经营者内部的矛盾；市场经济的生产者之间、经营者之间、销售者之间、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同非公有制经营者之间的矛盾，等等。纵向的有：执政党、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领导者同群众之间的矛盾；上级同下级之间的矛盾；国家、集体（企业、地方、单位）、个人之间的矛盾；市场经济的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消费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分别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领域表现出来，其总根源是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
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有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根源性。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总根源，是根本原因。一切矛盾都可以在利益这个问题上找到它的根源。 第二个特点是主导性。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制约、影响着其他各类矛盾，是起主导作用的矛盾。第三个特点是群体性。人民内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利益要求，往往是以利益共同体的形式表现出来，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具有群体性。第四个特点是非对抗性。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第五个特点是转化性。也就是说，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内部非对抗性利益矛盾可以转化成对抗性。
3、妥善协调人民内部各类利益矛盾关系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所采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办法，就是拿起枪杆子推翻三座大山。在今天社会主义条件下，在人民内部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在个体利益、群体利益之间，在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在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在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在暂时利益与根本利益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受相对滞后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不断提高并趋多样化的群众的物质文化利益要求难以得到完全满足，利益矛盾关系日趋复杂，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关系，协调解决各种利益矛盾的难度加大。但是，人民内部利益矛盾是非对抗的，解决这些矛盾，只能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和自我改革，只能用利益协调、统筹兼顾的办法来解决。所以，妥善协调人民内部利益矛盾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环节。一定要学会用利益协调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利益矛盾。
（三）领导与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方面
人民内部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其中，领导和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焦点所在。刘少奇同志有句话：“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中处于领导者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出现问题和工作失误或多或少都同领导的工作和责任有一定的关系。
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主导方面在于领导。在领导和群众的矛盾中，如果领导方面是错误的，群众方面是正确的，那么矛盾的主导方面毫无疑问是在于领导，比如领导中间的腐败和官僚主义，领导应当改进自己的错误，坚决开展反对腐败和官僚主义的斗争，赢得群众的拥护。如果领导方面是正确的，群众方面是错误的，矛盾的主导方面也在于领导。为什么呢？因为领导应对群众作说服教育工作，领导应采取正确的处理措施。当然，也不能把一切错误和问题都归咎于领导，说领导处于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指领导的责任、领导的工作，不是就领导的是非而言的。现在社会上出了不好的问题，很容易归结到领导身上，比如市场经济中的一些问题，像猪肉注水问题，群众买的肉被注了水，就会骂政府，说政府腐败。实际上政府什么时候也没有主张猪肉要注水，政府是禁止类似违法行为的，但是群众就骂政府，因为政府有管理社会的责任，是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
当前，领导与群众的矛盾特别突出地表现在个别领导干部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上。
（四）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和激化现象
人民内部矛盾虽然是非对抗性的，但有可能发生对抗和激化现象，对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首先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人民内部不仅存在矛盾，矛盾还有可能对抗化和激化，甚至出现动乱。对于这个问题，人们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认识过程。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抗消灭了，矛盾还存在。”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矛盾有，但是没有对抗了。斯大林干脆不承认人民内部有矛盾，认为如果有，就是外部带来的，就是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当然到了晚年，他也隐隐约约地感到，在苏联内部是有矛盾的，这反映在他晚年于1953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中，但是他还来不及认识这个问题，就去世了。毛泽东同志于1957年总结苏联的教训，总结中国当时的状况，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理论。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当时僵化的苏联理论界是不接受的，横加批判，认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认为在社会主义人民内部怎么能有矛盾呢？直到6、70年代，苏东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苏东理论界才开始讨论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及其对抗、激化、动乱和危机等问题，认为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能出现矛盾对抗，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可能出现矛盾对抗。我国“六四”风波和苏东剧变之后，我国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持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有可能发生对抗，而且也可能激化，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有关资料表明：在前苏联、东德、波兰、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等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过群众动乱等社会危机。这些都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内部矛盾存在对抗和激化现象。
第二，从理论上说，人民内部矛盾存在对抗和激化，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观点的。
什么叫对抗？毛泽东同志讲：“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对抗并不表明矛盾的性质，只表明矛盾的一种解决形式。毛主席举炸弹为例，炸弹在没有爆炸的时候，矛盾的对立双方处于一个统一体之中，当击火装置被击着的时候，炸弹爆炸了，炸弹爆炸就是矛盾采取了外部对抗的解决形式。矛盾的对抗现象与对抗性矛盾不是一回事。对抗不是反映矛盾的性质，而只是反映矛盾的一种解决形式。什么是对抗性矛盾？什么是矛盾的对抗形式？应当把矛盾的对抗性质和矛盾的对抗形式作必要的区别。对抗是矛盾双方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矛盾的方式。矛盾的对抗性质，是指矛盾由于其双方在本质上根本对立具有的对抗性质。矛盾的对抗形式，是指由矛盾的对抗性质或者其所处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矛盾双方采取的外部冲突的解决形式。如果矛盾双方具有本质上根本对立的对抗关系，而又在最后不得不采取外部冲突的斗争形式，就是对抗性矛盾。比如，我们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只有靠我们拿起枪杆子把它赶出去，这就是对抗性矛盾。什么叫矛盾的对抗形式呢？就是说，矛盾双方在本质上并不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只是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双方采取了对抗的解决形式。非对抗性质的矛盾，有可能出现对抗的解决形式。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矛盾，并不等于就不可能出现对抗现象，在一定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也可能会出现外部对抗的解决形式。
2、人民内部矛盾对抗和激化的原因
人民内部矛盾对抗和激化的原因，分别是：
第一，必然原因。人民内部还存在某些对抗性的矛盾，可能会产生矛盾对抗现象，由于旧社会遗留的残余因素，敌对势力的影响和破坏，不仅会使我国存在一定数量的敌我矛盾，而且还会使人民内部产生某些矛盾对抗现象，存在某些对抗性矛盾。矛盾对抗现象和对抗性矛盾的存在是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激化的必然原因。
第二，必要原因。人民内部还存在一部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不可能不影响和反映到人民内部，使人民内部存在一部分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激化的必要原因。
第三，重要原因。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有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不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有可能转化为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有可能转化成敌我矛盾。矛盾转化是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激化的重要原因。
第四，客观原因。不同性质的矛盾交叉在一起，构成复杂的矛盾局面。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同人民内部的非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一定数量的敌我矛盾同大量表现出来的人民内部矛盾；不占主导地位的对抗性矛盾同占主导地位的非对抗性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难分难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局面，是人民内部矛盾可能激化的客观原因。
第五，主观原因。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状况，领导者在主观认识和实际处理方面的失误，有可能导致矛盾激化。这是矛盾可能激化的主观原因。
矛盾对抗和激化表现为社会冲突，我国发生的社会冲突绝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冲突。人民内部矛盾冲突往往发端于经济领域，又有可能由经济利益冲突发展为思想政治冲突，由个别冲突发展为局部性、地区性冲突，乃至全国性冲突。如果人民内部矛盾冲突同阶级斗争、敌我矛盾纠缠在一起，处理失误，就有可能进一步转化，酿成社会动乱。
3、正确认识和处理群体性事件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专门论述了群体性事件问题，当时他把群体性事件称为少数人闹事。毛泽东同志说：“在我们的社会中，群众闹事是坏事，是我们不赞成的。但这种事情发生以后，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教育干部群众。”他对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和处理原则作了全面的科学的论述。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严重影响、干扰乃至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事件。既然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那么对群体性事件首先要给予严格的界定，要严格区别多数参与群众和少数坏人，多数参与者是群众，只有极少数是坏人。
要认真分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七个原因。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往往是由于出现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或某些政策和措施损害群众切身利益，或群众生活水平相对下降，或群众一些物质上的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由于某些领导的官僚主义态度，使得本来应当解决的群众的合理要求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者由于对群众不合理的要求，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及时地去做工作，使得本来可以解决的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又一个原因，是缺乏对落后群众的思想教育。有些群众往往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利益，甚至提出不切实际或不合理的要求，而思想工作又跟不上，使群众中的偏激情绪和错误思想占了上风，致使群众以不适当的方式向党和政府发泄不满。群体性事件发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群众产生不满情绪酝酿出事的过程中，有国际反动势力和国内少数坏人插手进来，传播敌对思想和错误主张，挑拨离间、散布谣言、制造事端。防止坏人破坏的关键，也在于领导的工作，在于是否能够把群众背后的少数坏人揭发出来。国内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宗教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群体性事件或多或少总是与经济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有关，与群众的要求缺乏畅通有效的合法诉求和合理解决途径有关。在改革进程中，由于新旧体制交替，利益分配结构调整，使社会矛盾相对集中地表现出来。如果出现方针政策措施不当，也会导致矛盾激化，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体制和政策原因。群体性事件总体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但群众要求的合理性同反映形式的违法性相交织，现实问题同历史遗留问题相交织，同时还有一些群众提出不合理要求，少数人违法犯罪，以及敌对分子插手利用的问题，处置的政策性很强。处置不当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观原因。
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一定要采取正确的处理的原则和办法。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事件发生后，必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不能“草率收兵”，要保持足够的冷静，绝不能掉以轻心。要分清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是不问青红皂白把一切错误归咎于群众，助长领导的官僚主义；二是看不到群众的错误倾向，对少数坏人失去警惕。要做好工作，依法办事，满足群众提出的可以解决的合理的要求，恰当地处理好各种问题。要把参与的群众引导到正确轨道上来，对少数触犯刑律的给予必要的制裁。要以事件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特殊手段，采取各种措施消除不安定因素。从长远看，要从体制上建立健全切实接纳群众诉求并及时给予解决或回应的畅通有效的机制。
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路
毛泽东同志认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对客观规律的正确的理性认识。对我国人民内部矛盾规律的正确理论认识，也是一门科学。同志们一定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一定要采取正确的原则和方法，妥善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方法解决不同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原则
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前提。毛泽东同志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从总体上说，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的非对抗性矛盾，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第一，主要用经济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得失矛盾。得失矛盾就是利益矛盾，得到一些，失掉一些，就是利益问题，就会产生利益矛盾。对得失矛盾，主要用经济方法来解决，叫做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即利益协调的办法。毛泽东同志提出主要用经济方法处理得失矛盾的原则。邓小平同志提出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调节得失矛盾的思想。运用经济方法，“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是解决人民内部得失矛盾的主要方法。
第二，主要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是非矛盾。是非矛盾就是人民内部在思想、政治、文化上的矛盾。毛泽东同志认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争论的问题，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来解决，只能用民主的、讨论的、批评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在今天，还要加上法制的办法来解决。毛泽东同志把民主的方法概括为“团结——批评——团结”公式。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党内和人民内部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手段，不能采取强迫命令、压制打击的手段。民主的方法主要包括：一是法制的方法，一是思想教育的方法。
第三，采取综合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各类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综合性的、多种多样的方法。因为，有些矛盾很难说是纯得失性质的，还是纯是非性质的，往往是得失与是非搅和在一起的。所以，必须具体分析矛盾的实际情况，用综合性的办法，来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比如，两口子离婚，很难说是感情问题，还是经济问题，还是什么问题，必须用综合的办法来解决。总之，多种多样的办法相结合，才能解决好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要针对矛盾的具体实际，动员各方力量，注意工作方法，立足于协调关系、理顺情绪，增进理解，调动积极因素。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建立人民内部矛盾经常化、制度化的调处机制。依法及时处置群众的合理诉求，努力消除不和谐因素，从源头上解决矛盾，尽可能地把矛盾和隐患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
第四，根本方法是深化改革，发展生产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奠定物质、精神和制度保障。
（二）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机关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针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始终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群众路线，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路线、政策，采取各种措施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重视和维护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各方群众的利益要求，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抓紧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和困难。
当前要着重解决分配差别、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就业、贫困、“三农”、少数干部腐败等突出问题。要针对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征地、司法不公等，抓紧指制定相关法律，加以解决。
（三）正确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在坚持效率的前提下，注意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是目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任务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同时，极为重视贫富差距过大和分配不公的问题，90年代初，就设想在20世纪末达到初步小康水平的时候，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是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1、关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资本主义在发展市场经济的长期过程中积累了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教训。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即使一段时期内能够处理好，但也不能根本克服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内在矛盾。
如何认识效率和公平问题？要从市场经济的特性来认识。市场经济有两重性，是一把双刃剑：积极的一面，能较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效率；消极的一面，能带来分配不公，两极分化，带来其它一些社会问题。同志们读历史可以知道，在资本主义几百年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既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也充分尝到了两极分化、矛盾激化引起社会动荡的苦头。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初期，英国、法国和欧洲大陆一些国家，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取得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效率，但是忽视了公平，两极极度分化，阶级矛盾极端激化。所以，马克思讲，资本主义在发展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的掘墓人。《资本论》就是对自由竞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集中反映。资本主义经过一次、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工人运动，才认识到必须处理好社会公平问题，注重效率的同时，关注公平，用高额利润的一部分来解决二次分配，建立高额累进税、遗产继承税，采取一系列社会保障措施，培育相对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缓和阶级矛盾，使社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当然，公平平问题解决到一定程度，效率问题又重新提出来了，当前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又引出了效率问题。我去年到日本考察，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对此深感忧虑，因为现在日本的收入差距很小了，日本首相与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差距缩小带来新问题，日本年轻人不愿干活了。瑞典是典型的福利型国家，实行“三高”政策，就是“高税收、高工资、高福利”，是“从摇篮到坟墓，一生都有保障”的“高福利”国家，现在，也出现社会发展动力不足、政府财政负担过重的现实问题。
2、效率与公平是具体的、历史的、相对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在这个国家公平，到另一个国家可能就不公平，这个时期公平，到另一个时期可能就不公平。每一个阶段都有突出问题，老问题解决了，新问题又出现了。效率与公平虽然存在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统一。一定的收入差别是实现效率的必要代价，有时为了追求效率还不得不牺牲一些公平，但到一定程度，又要回过头来解决公平，过分不公终将损害效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是可以协调的，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需要。注重效率，努力争取用较少的投入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力，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实现公平的前提和基础。有了效率，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有高水平的公平。不公平也制约和影响效率，只有实现公平，才有利于争取更大效率。效率与公平，既要讲重点论，又要讲两点论。所谓重点论，就是坚持效率优先，所谓两点论，就是既要注重效率，又要兼顾公平；市场注重效率，主要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政府注重公平，主要考虑将蛋糕分公平；初次分配注重 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重要的一般原则，在不同时期，对其理解和运用，要从实际出发，追求效率与公平的最优结合。就我国的实际来说，改革之初，首要问题是发展经济，解决效率，解决温饱，把蛋糕做大，当然也不能忽视公平，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问题突出了，就要集中解决一下公平问题。
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平，差距过大也是一种不公平，当前平均主义与差距过大同时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突出了。发展是硬道理，发展需要效率，但为了保持健康持续发展，必须在实现效率，推进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实现承认一定差距的相对公平。实现和维护公平，不仅仅是财富分配等经济问题，它是个全方位的问题，涉及到政治、经济，涉及到公民权利、社会地位、民主施政、自由平等、公共服务、司法公正等政治和社会内容。所以，公平是个大概念，不仅仅是个收入问题，当前应该集中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应该说，我们国家大公平已经具备了。什么叫大公平？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所决定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方式所决定的，人民当做主的政治制度所决定的，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是基本公平的。在大公平的前提下，要在促进效率的前提下，把维护和实现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从社会全方位出发长远地考虑公平问题，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从制度、政策、法律上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讲公平必然涉及分配，这就要在坚持效率前提下，高度重视分配公平对推进社会全面进步的作用。要关注收入分配的公平问题，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的建立问题。
当前收入分配上的主要问题是，“两句话，一个概括”。也就是说，在初次分配领域，非常态收入突出，造成初次分配不公平。第一句话，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一定要落实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原则。落实按劳分配，就能较大限度调动人的积极性，真正实现激励性的收入分配。落实按要素分配，就能够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目前我国由于市场秩序不规范，起跑线不一样，在初次分配中，垄断收入和非常态收入比较突出，所谓“垄断收入”，就是有些行业，没有完全进入市场，形成垄断收入，造成了不合理收入差距。再一个是黑色收入、腐败收入和灰色收入，比如说走私贩私，钻各种政策空子，特别是贪污所得的收入，造成很大的收入差距，老百姓十分不满。真正实现按劳分配、按要素分配，才能切实保证效率。第二句话，在再次分配领域中，社会保障性收入不到位，没有长效机制。我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有的代表发言认为，我国的社会保障一定要长效化，制度化。有些地方搞救济，逢年过节，或遇到灾害，干部去慰问困难群众，今年送些面粉和油，明年送些钱，这些都不是社会保障的制度化办法，根本性办法，根本性解决办法是，要有制度化、长效化的社会保障体制。
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出路是，在坚持效率优先，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的同时，努力注重和兼顾公平，理顺分配关系，规范分配秩序，既要着重解决初次分配非正常收入造成的差距，还要着重解决再分配的社会公平保障，建立公正的收入分配体制。
第一，保证社会成员机会平等，解决好初次分配合理。初次分配拉开差距，一般来说是正常的，有利于效率提高。问题在于由于不合理、不平等的竞争条件，如市场垄断、贪污腐败、制假售假、走私贩私、偷税漏税等造成大量非正常收入，导致初次分配有些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合理。这就需要解决初次分配机会条件不均等所带来的不公。坚持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保证生产条件和经济关系平等，逐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保证市场竞争平等，才能保证初次分配的条件和机会公平。在初次分配中，要建立健全市场机制，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以效率为前提，贯彻按劳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让激励性和效率性收入分配确实到位，控制垄断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实现合理的初次分配。
第二，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解决好再次分配公平。初次分配通过市场机制实现效率，会带来收入差距拉大，这就需要政府通过再次分配加以调整。目前再次分配体制不健全，保障性收入分配不到位，低收入层与高收入层的差距日益拉大。需要以公平为原则，加大政府调控力度，通过经济政策、经济立法，运用税收、金融、行政等调节干预手段，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采取切实措施保证低收入居民的保障性收入，解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例如，进行税赋改革，加大对各类收入的税收调节；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公共开支，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着力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支持落后地区和农村发展，提高落后地区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着力解决城乡居民贫困层的生活困难，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采取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数量的办法逐步缩小贫富差距。
第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好保障性分配问题。政府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慈善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向低收入层倾斜，确保低收入层的最低生活保障，突出解决失业、医疗、养老保障，加大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投入，保证保障性收入分配到位。
（四）形成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格局，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构建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经济—政治体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效机制
和谐社会要有两个层次合理的社会结构：一是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有两种利益格局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一种是平均主义的利益格局，一种是贫富悬殊的利益格局。要构建既有一定差别，又保持一定公平的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首先，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竞争的条件和机会平等。既要关注公平的结果，也要关注公平的起点、条件、环境和过程。要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分配秩序，保证竞争机会均等，彻底实施义务教育，实施农民和城市失业人员免费技能培训，为一切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竞争起跑线和公正的竞争环境。其次，保证社会成员利益分配相对均衡。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励性、效率性、保障性收入分配有机结合，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利益分配格局，保证社会成员利益相对均衡。
二是，形成与相对均衡的利益分配结构相一致的，合理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我们形象地比喻一下，两极分化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就像个葫芦，称它为“葫芦型”的社会成员构成结构。这种结构，两极分化，穷人很多，富人很富，惟独中间收入的人少，社会不稳定，容易出问题。与此相反，有一种社会成员结构，中等收入的人居多数，穷人和富人都不多，像个橄榄，我们称它为“橄榄型”社会成员构成结构。这种结构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所以，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中等收入层为大多数的“橄榄型”社会成员构成结构，把社会分化、社会差别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使各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与合理的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要构建有利于协调各方利益关系，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体制，从制度上、体制上保证合理的结构保持长期稳定。
（五）提高领导干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能力，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键环节
在我们国家，共产党是执政党，党和党的领导干部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向党和党的领导干部提出了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的能力，是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具体地说，领导干部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规律与特点，努力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思路、新方法，为防范、应对、化解各类矛盾提供理论和对策支持。科学分析各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发展变化，充分把握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分化与组合的原因、条件以及他们的利益关系与利益要求，以便制定协调各类矛盾的有效对策。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社会管理，建立健全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信访体制和机制，建立一套反应灵敏、指挥得力、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和处理机制。积极研究和掌握新时期群众工作的规律特点，把解决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作为群众工作的重点，善于处理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复杂棘手问题，综合运用思想、道德和法制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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