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四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把提高执政能力作为中央全会主题，在我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我4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还没有听说过国外的政党举行过以提高执政能力为主题的会议，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创举。十六届四中全会决议要求全党各级干部为提高执政能力必须具备五种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中国今天的开放度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紧密，中央提出要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是十分及时的。要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就必须正确认识国际形势，如果认识上有误，与实际情况不符，应对国际事务就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偏差。所以，正确认识国际形势是妥善应对、处理国际事务的前提。
当今国际形势正在继续发生深刻变化。苏东坡先生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描述的自然现象，可以说是惟妙惟肖。我去过庐山，从各个不同角度看庐山，与东坡先生描绘得一摸一样。这首诗同样适用于社会现象。当今国际局势正处在深刻变化的过程之中。因此，今天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可以说正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人们的看法有很大不同，这是很自然的。我在本文中向大家介绍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思考，只能算一家之言，供大家今后在观察国际形势和处理国际事务中参考。
正确认识国际形势，需要认清当今世界所处的时期和特点，把握国际形势中的一些大趋势。我想从这两个方面来阐述我对国际形势的看法。
一、认清当今世界所处的时期和特点
关于国际形势，从当今世界所处的时期和特点这个角度来讲的人比较少。我的看法是，观察国际形势首先要认清当今世界所处的时期，因为时期决定一个大的气候，大的气候决定了很多具体的问题。一年有四季，四季的特点各不相同；人有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国际形势也一样，处在不同的时期就会有不同的特点。因此，讲国际形势，一定要认清楚当今世界所处的时期。我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旧的格局解体、走向新格局的过渡时期。旧格局（两极体制或称雅尔塔体制）是何时解体的？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时解体的。另一种说法是：1991年12月25日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下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谈话，声明他作为苏联国家主席的任务已经结束，于是苏联解体了。我倾向于接受后一种说法，因为它比较具体，即两极体制中的一极不复存在了。两极体制解体之后，世界走向一个新格局。在这个过渡时期世界会有什么样的特点，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长。这同有些学者的看法不一样，他们认为不一定会很长，几年可能就会定下来。我认为新的格局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我的根据有以下几条：
1、格局的性质。什么叫格局？格局就是指国际关系当中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这种稳定的状态是通过一定的秩序表现出来的，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国际各种力量之间达成的一种平衡。所以格局是一种相对稳定、相对平衡的状态；这种平衡一旦被打破，要建立起新的平衡将需要一段时间，这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
2、历史的经验。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格局。20世纪世界格局就发生过三次变化，前两次都是战争的结果，第三次是以历史上少见的和平方式完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1945年结束的，但是什么时候两极体制相对稳定下来了呢？我想可以从1955年算起，因为两极体制的标志是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对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1949年成立的，而华沙条约组织是1955年成立的，从1945年到1955年花了十年时间。即便是反映战争结果的一种格局稳定下来还要十年时间，而现在两极格局结束是以和平的方式完成的，走向新的格局所需要的时间就必然更长。
3、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同志最后一次见外宾是会见金日成。我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工作，目睹了这次会见。这次会见没有对外发布消息。小平同志对金日成说：“现在整个世界的格局还没定，恐怕要成十年、成十年的时间才能形成。”十多年国际形势的变化证明，邓小平同志的估量是正确的。
第二个特点是，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为什么讲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呢？有两个原因：一，在两极体制时期能够打或者（如小平同志讲）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就是美国和苏联两家，现在苏联垮掉了，其它大国或国家集团当中没有一个有意愿也没有一个有实力同美国打一场世界大战。因此，世界相对和平的时期会持续得比较长，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将来打不起来。二，时代变了。世界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处于列宁所论述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个论述为事实所证明。20世纪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包括中国革命和许多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在内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但是，时代同世界上其它一切事物一样都是不断变化的。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说法，当今的时代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与旧的时代相比是有很大变化的，即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走向了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在当今世界上，打仗特别是大国之间打仗的难度要比战争与革命的时代难得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浩劫太深重了，老百姓不喜欢打仗，这一点非常明确。
第三个特点是，大国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处于一个动态。所谓“动态”（fluid）就是流动的，是指没有定局，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尚未形成一个固定的模式。这个认识很重要。我们观察中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美国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包括同欧盟的关系，都必须带着这样一个思路。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争爆发时，美国与欧洲许多国家争吵不休。今年2月份布什总统又到欧洲去修好，伊战时跟他吵得最厉害的是希拉克总统，而布什在欧洲举行的第一次晚宴邀请的就是希拉克总统。这反映出美欧关系正处于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不宜匆忙下结论。这个变化从外交工作上来讲，就是说有很大的工作余地。当前中国的外交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同时也面临很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形势做出一个很好的判断，我认为中央对这一点掌握得是很好的。
第四个特点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是当前国际格局过渡时期国际关系的主线。单边主义、多边主义的本质是21世纪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美国比较相信单边主义。2003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了一篇讲话，强调这个世界要和平就不能搞多极化。赖斯说，19世纪、20世纪发生那么多战争，就是多极、多个大国之间的争夺导致了战争。要和平就需要一个国家来领导，美国来领导最好，世界有美国来领导就和平了。赖斯的观点本质上就是单边主义，反映了美国的看法。另一方面，全世界很多国家不赞成美国的上述看法，不愿意附和美国。它们主张多边主义，认为国际法不能由一个国家来定，一个国家讲了什么，其他国家不一定就得服从。可见，单边主义、多边主义本质上涉及到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认为，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整个世界，要前进要发展都需要民主与法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进步就说明了这一点。世界要前进要发展也需要民主和法制。让全世界都听一个国家的，世界事务由一个国家说了算，这不能算作民主。法制就是要定规则，定规则不能由一个国家说了算，而应该由大国、小国、弱国、强国、富国、穷国集体参与，定了规则之后各国共同遵守。这就叫法制，它与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单边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是当前国际格局过渡时期国际关系的主线。我想通过下面一些事例来说明这一点。
2003年，世界范围内围绕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先是关于伊拉克的战与和问题。欧洲有1000万人参加辩论，辩论地点从议会到街巷，多数人不主张打。9月23日联合国大会开幕，深陷伊拉克泥沼的美国希望得到联合国的帮助，于是在伊拉克问题上又展开了讨论。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单刀直入地抨击了单边主义，抨击了先发制人的战略。安南说：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违背了联合国成立58年来集体安全的准则，这样搞天下要大乱的。我从事过13年的多边外交（纽约10年，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3年），这使得我对联合国的事情比较关注。安南的讲话引起我注意。他的讲话把矛头指向了一个超级大国，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不寻常的，因为历届联合国秘书长都非常注意与五个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与联合国所在地的美国的关系。中国于1971年10月25日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2月份就赶上联合国秘书长的竞选。当时担任秘书长的缅甸人吴丹已经到任且不再连任，一些想竞选秘书长的候选人都很活跃。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大使是他们游说的重要对象。奥地利驻联合国大使瓦尔德海姆是当时被普遍看好的一个候选人。他游说我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黄华同志，他那种谦恭的态度令当时在场的我至今难忘。他一见面就双手握住黄华大使的手说：“黄大使，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My destine is in your hands）。” 1971年，当时中国是五常中较弱的一个国家，瓦尔德海姆作为一个竞选秘书长的候选人尚且如此，而30多年之后，安南敢于在联合国大会上抨击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不能不说是反映了世界的潮流。安南讲话之后，近190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大发言，他们大多支持多边主义，都认为在世界重大问题上要讲民主，不能一家说了算。这个现象很有意思，它是当今世界的写照。 2004年9月21日也是在联大开幕时，安南又讲了一篇话。他在这篇讲话里强调法制，强调任何国家不能置于法律之上。这个观点很好，因为法制的本质涉及到建立怎样一个世界的问题。我认为在一个很长的国际格局过渡时期里，单边和多边的较量将是贯穿国际
二、当前国际形势中的大趋势
环顾当今世界，国际事件颇多，令人目不暇接。在这种情况下，观察国际形势需要把握一些大的趋势。所谓大的趋势，它不是短期内存在，而是会较长期存在的趋势，这是其一。其二，这个趋势的发展对国际形势会有影响。我认为当前国际形势中有三个大的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方兴未艾。这要从2001年的“911”事件讲起。今年1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了一篇讲话。他说“911”发生时他正好在国外访问，当时马上感觉这是基地组织干的。后来经查实，开飞机撞大楼的19个人中有15个是沙特人。再一查，这些人都不是穷光蛋，而是富家子弟，他们在美国学习，有些人开飞机也是在美国学的。这些人为什么会开飞机撞大楼？“911”发生的时候我在北京休假，使馆的二把手、现驻法国大使赵进军给我打电话说出事了，我一打开凤凰电视台就看见纽约世贸中心大楼正在燃烧。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是电视剧，没想到是真的。“911”之后不久我回到巴黎，在一个场合同贝聿铭先生和一些法国人谈起“911”。搞建筑设计的贝先生发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说从建筑学的角度来看，策划用飞机把大楼撞塌这后面有高手。高手是我给他翻译的，英文叫做“good-engineer”，即很好的工程师。贝先生说这个大楼不是一撞就会倒的，因为它是钢玻璃结构。1993年2月26号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下室发生了大爆炸（当时有一千多磅炸药），大楼的基础受到一点破坏，但大楼却没有塌！那这次为什么会炸塌呢？按贝先生的说法，是因为从建筑学的角度找到了一个能把大楼炸塌的位置，即从顶部下来三分之一的地方，这是能把大楼撞塌的一个部位。刚刚起飞的飞机装满了油，撞进大楼油就撒出来引起大火，钢架非常牢固但怕火，大火引起上千度的高温，这个高温使得大楼三分之一的重量支撑不住了，支撑不住就坍塌下来了压垮了。当时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英凡大使正在纽约，据他讲好像是一个定向爆破似的楼“哗”就塌掉了。开飞机撞大楼的那些人不是穷光蛋，也不是为了什么私仇，飞机撞楼时他们大概是相当镇定的，脸不变色心不跳，正好撞到上述那个部位上。他们选择美国的心脏地带，把代表美国繁荣的两座塔楼撞塌掉，这绝不是一件小事情。这背后一定有很深刻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同伊斯兰世界之间有相当多的矛盾。必须指出，我们是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行为的。“911”事件发生五个小时后，江泽民主席就打电话给布什总统表示慰问，向死难者表示哀悼，同时表示对恐怖主义的谴责。在这之后中国同美国在反恐方面有相当的合作。但另一方面，“911”事件作为一个国际现象也值得研究。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后面有它很深的根子。
有人说“911”之后不久美国总统就下决心打伊拉克。打伊拉克这件事情全世界不大赞成，上街进行反战游行的人相当多，特别是在那些支持打伊的国家，英国游行的人最多，多达上百万人。美国提出要打的两条理由，一是说萨达姆同基地组织有联系。那时候美国就被质疑能否拿出证据来，现在抓住了萨达姆，却依然拿不出证据来。二是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威胁世界，威胁美国的利益。当时联合国不赞成对伊拉克动武，负责联合国对伊核查工作的瑞典人汉斯?布里克斯认为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核查。因为在1991年1月17日爆发的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也是打伊拉克，那次在战场上通过真刀真枪所销毁只是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很小一部分，80%以上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后来通过联合国核查销毁的。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战争不能解决问题，相反核查能解决问题，还是核查好。可美国就是不听，为什么不听？可能是美国人通过冷战后的思索，特别是经历“911”事件的大冲击之后进行了大反思，把恐怖主义视作美国的现实威胁。美国追求的目标众所周知，美国人自己也直言不讳，它要领导这个世界，建立单极世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要反恐，但反恐是同寻求全球霸权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执意要打伊拉克是因为这个地方太重要了。基辛格曾用这样几句话来描述美国的利益：“美洲是主体，欧洲是重点，亚洲是侧翼，中东是咽喉，海洋是未来争夺的中心”。其中讲到中东是咽喉，这是很有道理的，能掌握石油嘛！全世界的石油大概百分之七十左右在中东地区，全世界19个大油田中有14个在中东，伊拉克的石油储量世界第二，仅次于沙特。
石油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能源。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沙特等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从而引发了一场石油危机。这场危机给美国造成了严重后果，12%的石油缺口导致了两万个加油站关闭，曼哈顿岛上的大楼灯全黑了。联合国大楼里面，每一个灯旁边都有一个“请随手关灯”的小条，提醒人们节电。对那次石油危机造成的后果，美国人心里是有很深的体会的。
美国打伊拉克是把反恐同它寻求全球霸权的主张联系起来了。但打的结果怎么样？打到现在，美国死了一千五百多人，伤了大概六七千，花了两千多亿美元，每月大概四五十亿美元。至今伊拉克依然是个乱局，几乎天天有武装暴力场面，天天死人，包括一些无辜的百姓被杀。这种情况在巴以冲突中也时常出现。不久前伊斯兰国家一个外交部长到外交学院讲话，他说伊斯兰世界的老百姓看到电视上的那些场面很反感，他用“daily humiliation”（每天受到凌辱）表达感受。现在在伊拉克进行反美武装行动的不仅仅是伊拉克人，也有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的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美国同伊斯兰世界对抗的局面。这种对抗会很快消失吗？伊拉克战争会很快结束吗？我们希望它快点结束，希望伊拉克人民重新享受和平与稳定，能够发展自己的国家。但是，这种对抗局面好像一下子不会结束。现在占据全世界头条新闻的大部分是中东地区的，不是伊拉克就是黎巴嫩，就是叙利亚、伊朗和巴以冲突。这些都是美国面临的很难处理的问题。所以美国同伊斯兰世界的对抗不那么容易结束，这种对抗局面可能会使美国花很多精力来应对。去年我在巴黎同法国一家著名大报的头头聊天，他说他们最近采访了欧洲一位很有名的人士，私下说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可能还没有表现出来，要充分表现出来需要三十年。这个话是有分量的，伊拉克战争的影响及后果将是深远的。
第二个趋势是，全球化、地区集团化和边缘化在发展。关于全球化国内外都有很多讲述，我这里强调的是全球化并不是说全世界都被“化”进去了。与全球化齐头并进的还有两个趋势，一个是地区集团化，一个是边缘化。
所谓地区集团化，就是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过程当中，很多国家地区形成了地区经济的集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既然全球化都“化”进去了，为何还要搞地区集团？主要原因在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和提供的机遇，无论它多么强大，都无法应对，一个国家必需要有一个地区的依托才行。即使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也需要地区的依托，于是它在1992年搞了北美自由贸易区。欧洲有欧盟，从最初的六国发展到现在的二十五国。俄罗斯有独联体，非洲有非盟，唯独亚洲这个地方相对滞后，一体化进程起步较晚。去年11月29日在万象，“10＋3”也就是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三国，一致同意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长远的奋斗目标。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东亚共同体英文叫“East Asia Community”,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意味着上述各国都意识到建立共同体是共同利益的需要。共同体包括经济、贸易、金融、货币等很多方面，东亚可能逐渐朝这个方向发展，而这一发展对“10＋3”来说非常重要。1997年7月2日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它带来的冲击很厉害，几周之内几万亿美元灰飞烟灭，损失惨重。这场危机给亚洲国家很深刻的教育，假如那时亚洲国家有一个类似欧盟的货币联盟，危机可能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也是一个动力，说明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单个国家经常会面临很严峻的挑战。中国同东亚其它各国一样赞成搞东亚共同体，中国要跟上地区集团化发展的潮流。
去年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企业峰会，会上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今后十到十五年世界上有什么大事。我说建立东亚共同体就是大事。东亚人口有20亿，经济总量占全球四分之一，外汇储备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这个地区是世界经济生活中活力最强的一个地区。所以，我们要大力加强东亚地区合作。中国同美国和欧洲的合作非常重要，但同时也要注意同东亚地区国家的合作。这些国家地理上与我毗邻，经济上有互补性，是我对外“走出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地区。总之，地区集团化是一个趋势，参与地区合作对国家发展有好处。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边缘化。不要以为全球化把全世界都“化”进去了。几百年前欧洲就搞了工业化，但是即使像法国这样的国家，其工业化也还没有遍及全国。比如说法国南方的洛泽尔省就没有经历工业化，拿破仑的故乡科西嘉岛也没有。目前世界上有相当一部分国家没有被全球化“化”进去。去年五月坦桑尼亚的总统到外交学院讲话，主题就是非洲被边缘化了。被边缘化了，经济就会长期停滞。这位总统要求一种公正的全球化，能够把非洲也“化”进去。这个“化”不“化”进去差别可就大了。1996年1月，我就任中国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办事处和驻瑞士其他国际组织的大使，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当时的世界贸易组织首任总干事鲁杰罗（原意大利贸易部长）曾给我讲过他的一个观点：说世界经济、科技发展有一股流，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要非常关注是否“入流”的问题，入流了你就向前发展了，出流了你就会大大落后。这话是很有道理的。鲁杰罗讲这个话是要劝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在世界上领先上千年，后来为什么落后了？也是这个道理。一直到1820年即鸦片战争爆发前20年，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跟现在的美国差不多，甚至比美国还多一点。但到了1949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下降到占全球的不到百分之一，可谓一落千丈。回头看，其原因在于没有入工业化这股流，没进去就落后了。后来小平同志率先提出改革和开放，开放意即入流！中国经济现在有这么大的发展就是因为入流了。总之，对全球化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全球化并不是当今世界的全部，与全球化有关的地区集团化和边缘化也要给予相当的关注。因为无论你愿意与否，总有一部分国家被全球化“化”进去了，总有一部分国家被边缘化了，这是非常无情的。对一个国家来说，它必须有一个很强的入流的意识，不入流那就会大大地倒退。
第三个趋势是，中国正在崛起，世界正在重新认识中国。我因为长期在外交一线工作，对这一点体会比较深。五年十年前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外界很少问中国人的意见。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2003年6月1日八国集团开会，非要请胡锦涛主席去。胡主席出席了6月1日的南北对话，去了以后就出现了“7＋1”的机制，即七国的中央银行副行长、财政部的副部长跟中方的中央银行副行长、财政部副部长对话。到去年10月1日，“7＋1”机制提高到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一级。需要说明的是，这七国里面没有俄罗斯，而俄罗斯是八国集团正式成员，可见“7＋1”这种机制是非常特殊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上升，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在上升，他们需要征求中国的意见。这个事例说明中国正在崛起，而这个崛起过程也反映世界对中国认识的过程在发生变化。对这一点我有切身的经历。
我1989年1月从纽约调到布鲁塞尔工作，担任驻比利时使馆和驻欧共体使团的二把手，算是高级外交官，想见什么人都比较容易，工作起来心情也高兴。但在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那场政治风波以后情况就不大一样了。那时的中国外交处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低谷，我要见什么人也见不着了。当时国内希望我们这些在外面的外交官能多做一点工作。我通过电话约欧共体委员会的中国处长吃午饭，说愿意向他介绍一些中国的情况，对方答应了。可当我到了餐馆，他却打来电话说“对不起，我不能来，奉上级指令不能来。”这让我心里感觉特别窝囊。外交要讲究守诺，允诺的事情要做，可是他却明明违背诺言，好像根本就没有把你这个中国人看在眼里。1990年1月1日我们使团的刘山大使离任，让我当代办。那时我见不到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这一层的高级官员。大约二、三月份某一天，欧共体委员会的副主席同亚洲使节会晤，我就可以参加了。去了之后我见到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的办公厅主任（他是掌握实权的）。他问了我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看来，他对中国还有一点兴趣。于是，我就向他表示，等他闲暇时一起吃顿午饭，向他介绍一下中国的情况。我是一番好意，没想到，他斜眼看了我一眼，回了一句：“我还不知道过3个月，贵国政府是否存在！”搞外交的人是代表国家的利益，我当时一股血往头上涌，真是怒不可遏！但外交总是外交，又不能拍桌子，骂他混蛋，毕竟外交是斗志啊！我也看了他一眼，回了一句：“你们欧洲人有句谚语说：‘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那我们看吧！”
我1998年11月份到法国去工作。由于我会讲法语，法国方面经常请我去讲话。讲话是介绍中国情况的很好的机会，所以我基本上是有请必到。有一次我到法国的名校索邦大学讲话，演讲是在一个金壁辉煌的大厅里进行的。主持人一宣布中国大使到，全场立刻起立鼓掌，这是很少见的场面。我当时讲话没有稿子，琢磨了一下该怎样开头，因为头开不好听众就没有兴趣了。我说我1989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欧洲度过的，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如果有人跑来对诸位说：“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大厅明天要塌。”你们一定说这家伙疯啦！这个如此漂亮、如此牢固的大厅怎么会塌呢？不会塌。但是如果有人对诸位讲同样荒唐的关于中国的话，他不仅不会被当成疯子，反而会被当成中国问题专家。你们也许会认为，中国大使今天到你们这里来发牢骚了，信口雌黄，胡说八道。不是的。1989、1990年时，当时很多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在报刊、电视上评论“中国政府即将垮台、经济崩溃、改革完蛋、即将爆发内战’。现在回头一看，这些灾难性的预言不仅没有发生，相反中国经历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人民的生活有了如此巨大的改善。我讲这些是想告诉法国人，要了解中国的情况，单靠看报刊、电视不一定可靠。我希望他们有机会到中国去看看，“百闻不如一见”。我讲完话之后，就有几个法国人跑过来对我说，“吴大使你讲的是对的，当时我们看错了。”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了负责任的态度，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开始时外界人不相信，说中国嘴巴硬，过阵子就会贬。可是中国顶住了，不仅顶住了，经济仍保持了快速发展。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法国领导人对中国表现出的负责态度表示钦佩。等到我快离任的时候，不少法国人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领导人思路清晰，有胆有识”；高度评价“中国模式”，认为以“政治上的权威、经济上的多元”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是一种成功模式。
谈一下我最近的一个经历。今年年初我去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遇见法国《回声报》的副主编艾黎维克，他是名叫《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对中国20多年来取得的进步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且说21世纪不是从2001年开始的，而是始于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说邓小平对世界的影响巨大。然而，他引出来的结论却让我有些担心。他说中国是今后15年到20年世界经济中的不稳定因素，说中国的块头太大，像一头大象闯进瓷器店弄个天翻地覆。还说欧洲人自喻现在处于中国人的剪刀口之下，意思是说中国大量购买原材料，导致原材料价格上涨，使欧洲的企业受到损失；中国制造的商品行销全球，很有竞争力。这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廉价的优质劳动力。这就迫使欧洲劳动力的价格下降。读完他的书我心中有几分忧虑。我在巴黎专门跟他谈了一次，肯定了他对中国进步的认识，但也表示不能同意他的有些观点。事实是，中国只买了全世界原材料的一小部分，其余的大部分是发达国家买的。另外，中国百分之六十的出口产品是跨国公司的，而这些跨国公司可能是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日本的。中国的变化是全球化带来的，不能归咎于中国人，归咎于所谓的“中国剪刀”。中国要发展，中国要崛起，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的发展对中国和欧洲、中国和法国来说都是难得的机遇。法国经济领域的强项正好是中国的重点，比如能源。法国的核电很好，它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电力靠核电供应。此外，法国的交通（高速火车）、农业、环保也都很好。这些都值得中国学习，双方的合作充满了机遇。相反如果把中国的发展说成好像是“中国狼”来了，那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双方的合作。艾黎维克觉得我的话有些道理，说这个时候不能宣扬新的“黄祸论”。他问我是否可以写一篇文章，我答应了。回来之后我用法文写了一篇题为“当世界改变中国的时候”的文章。我想说明中国的发展是全球化的结果，因此不能把这个全球化的产物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中国。文章的重点是突出该怎么办，我强调了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了难得的合作机遇。
需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也推动了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认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世界形势非常关注，对国际事务积极参与，从反应式走向参与式。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外界各国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2003年6月1日，胡主席出席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南北对话会议，大家对胡主席的印象是“right man”，意思是：这个人行。中国外交的创新意识也是一个积极因素。这种创新意识在“朝核”问题上是一次很好的体现。中国为此进行了史无前例的穿梭外交，为会议取得成果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国际社会反应很好，我们的工作是得人心的。
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影响是相互得。因此我们在与外部世界打交道时也要考虑我们自身的举止。现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点是要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我从事外交工作几十年，在国外长驻了20多年，感觉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在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2000年冬至2001年春，在法国举行了中国文化季，其中有一个中国最新出土文物展。这个展览没有一句介绍中国现代化的成就，但法国人看完之后大有感慨。一位人士真情地对我说，“大使先生，看了这个展览之后，我明白你们中国现在改革开放为什么搞的这么好，原来你们三千年之前就非常优秀啊！”仔细想一想，中华文明真是了不起，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有许多事例可以说明中华文化的价值所在。我当年在纽约工作的时候，纽约市的领导对我说：美国大概有三百万无家可归的人，但是他们当中没有华人。我想这不是偶然的，可以从文化里找原因。应该说，中华文化塑造的炎黄子孙，在世界各地做得都还是比较成功的。美国大学里学得最好的，是犹太人和中国学生。前不久我到北航对几千名学生讲话，我请读过《孙子兵法》的同学举手，结果举手的加起来不过二三十个。而在法国巴黎高等商业学院（法国培养经济方面人才的最高学府），《孙子兵法》列为必读的书！科索沃战争期间，美国人宣布击毁了南斯拉夫坦克一百八十多辆，但战争结束之后，当坦克列着长队从地洞里钻出来时，美国人大吃一惊。结果，美国人到战场上一辆辆清点被击毁的坦克，才发现，击毁的坦克数量仅是美国宣布的十分之一。这应了《孙子兵法》的几句话：“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两千五百年前的孙子不可能预见科索沃战争，但是他把战争的规律研究透了，两千五百年之后照样是真理。善守者钻到地下去了，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飞机、巡航导弹在天上飞。
这里我想强调的是，当世界在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也需要重新认识。巴黎是一个艺术之都。几年前，我在巴黎任职时，文化处的同志建议我出席一次肖像画展。因为我国的一位学生在那里学人物肖像画，她的画在比赛中入围了，给我写信一定叫我去看，还说会把她的老师请来。这位老师是法国一个有名的绘画教授。一见面第一句话就对我说：“我对我的这位中国学生讲，你要了解法国的绘画、欧洲的绘画，首先要更多的了解中华文化。”意思是说，只有中华文化的底蕴深了，你才能更好地了解外部的文化。我认为这位教授的话很有道理。法国最大的保险公司安盛的一把手也曾对我说,“我们重视中国，不仅是因为中国的市场，而且还因为中国有大量的人才，几千年的文明塑造了中国人的智慧”。他这话讲的很好。中国人的智慧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基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底蕴之上的。今天当中国人走向世界、同世界加深合作的时候，我们更需要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价值。把中华文化当中的好东西吸收过来，继承下去，把外国的好的东西吸收过来。这样，中国人在21世纪就一定能够对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国家是由弱国逐渐发展起来的，存在决定意识，弱国心态是比较普遍的，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在说，“北京奥运会是最好的！”奥运会还没开呢，你怎么知道就是最好的？况且，好不好，是不是最好的，要开完之后，由别人来评论。不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此外，说自己最好，言下之意就是别人都不行，这样好不好？苏东坡说：“高处不胜寒。”很有道理。以上是一种心态的反映，长期弱，喜欢拔高来鼓士气，但是鼓士气是需要的，鼓士气要有实际的根据，不能吹，吹不行。
还有就是听见人家讲好的就高兴，到处传播，听不得批评。今天的中国人，心态要逐渐平和一点才好，好的要分析。“当中国改变世界的时候，”这个题目我听起来就有点发毛，不要太夸大了，中国经济重量才百分之四点几，怎么就改变世界啦？有一点贡献，但是与我们的目标还差得远。人家讲我不好，也要分析。可能是恶意攻击。有的也不一定，有的可能还有一点道理。中国人的心态是不是要平和一点，比较客观一点为好。弱国心态，可能相当长的时间会存在，我们的心里要有数。
第三点，要分清爱国和误国的界限。
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的时候，日本队到中国来比赛，中国的观众从头嘘到尾还不够，散场还在门口等，等着嘘人家。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爱国就能这样子？有些地方还出现抵制日货的话，30年代抵制日货完全是爱国的，今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日贸易快1700亿美元，抵制日货会造成多少人失业啊？你抵制之后谁高兴啊，台独分子最高兴。所以有很多事情，看起来打着爱国的旗号，实际上是误国。
今天跟日本的关系需要更多的理智。爱国是有具体含义的，爱国必须跟中国人民所追求的目标联系在一起。中国人在21世纪追求什么目标？概括起来无非是四个字：繁荣、统一，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在中日关系中，我们该批评就批评，毫无疑问。但总体上，应该记住小平同志在1984年3月25日会见当时的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所说：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小平同志的智慧是了不起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证明了这一条，你说他老人家不爱国？！从总体上来看，小平同志讲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这个教导没有过时。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中国人，特别是力量刚有点发展的时候，更要冷静，更要理智，不要把这个来之不易的发展机会给错过了。中国人有今天这个发展机会是从1840年以来第一次。1840年到1949年，109年中，中国人被人家踩在脚底下没办法发展。今天，中国的周围基本上是和平的环境，中国人得抓住这个机会发展自己。我们再发展20年、30年、40年，国家就大变样了，如果我们这个机会抓不住，对不起先辈，对不起后代。
我前一阵跟一位历史学家聊天很有意思，他告诉我一件事，中国人从南宋以后，在中国言战易，言和难。说要打，老子跟你拼了，不就一条命吗，很容易。言和难，言和就是汉奸、投降派。在今天，中国正在高速发展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的时候，要分清爱国和误国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