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北京从一个物资长期紧缺，全靠票证维系生存的一国之都，发展成为物质极大丰富，收入及消费水平均居全国之前列的国际化大都市。如何看待和评价50年来我市居民生活消费的变迁与发展，依据消费方式、内容、结构、功能的不同，我市的消费变迁可分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阶段。
建国之初，经过短暂几年的恢复和整顿，制止了私商投机倒把、垄断物资，控制了物价任意上涨、价格指数漫天增长的局面。我市居民的生活日用品消费很快便进入到票证供应阶段。票证供应时期不仅时间跨度长久，既包括了物资严重匮乏，票证比钞票金贵的50和 60年代，也囊括了物资相对缺乏，票证作为调剂手段的70年代以及80年代初期。这种以绝对平均主义分配的票证制度，保证了居民的基本生活即温饱生存型的需要，同时也对居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然而，这却不是民众理想和向往的生活水平和消费方式。况且，如此仅能满足基本的生理和生存范畴的需要，仅能为果腹充饥而吃饭，只能为蔽体抗寒而穿衣，在严格意义上称不上消费，只是使用。消费 (Consumption)一词，出现在14世纪西方国家时，带有“用尽”、“耗费”乃至“暴殄天物”之类的意思，超过了恰到好处和恰如其分地占有和使用的范围，如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穿某个名牌才称得上消费。因此，我市漫长的票证供应阶段不是真正意义的消费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我市由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商品经济，也从“使用”阶段进入真正的消费时代。这首先体现在吃穿用品的全部敞开供应，且应有尽有，品种繁多，质量不断提高，更新换代加快，同时商品消费还在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观念。例如，如今广大北京市民生活上的需求和标准不断提高和更新，饮食要营养丰富均衡、绿色环保；穿戴要时尚新颖靓丽、张扬个性；日用品要舒适方便高档，不断更新换代；住房要宽敞舒适明亮，环境优美；出行要快捷便利及时，安全通畅；休闲要多姿多彩多样，或学习充电或健身娱乐，或怡情养性或出外旅游。消费方式上则从持币待购变为贷款购物或分期贷款，敢于超前消费和享受。消费观念上更是凸现自主和个性化，追求时尚、品牌、健康和环保；消费心理及承受力归向理性和正常、平和；消费者权益和自我保护意识大为觉醒与增强。这时在我国，真正的消费时代才开始到来。我国的社会学家对我国居民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变化做了如下概括：即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自给型向商品型转化；物质型向文化型转化；标准型向多样型转化；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化；保守型向超前型转化；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
在当代社会中，消费的作用已超过政治、宗教等的重要性，发展成为社会的主要原素与动力。1998年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大，国家领导人上任伊始便多次重申，本届政府的主要任务之一即是经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以此促进和拉动我国经济的更快发展。在 2003年第十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国家领导人仍在强调，首先要扩大消费需求，在目前情况下，扩大消费需求比增加投资需求更重要。如今“消费”在我国所起的作用，已不仅仅只关系到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更是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昌盛紧密相关。
在西方发达国家，消费则早就成为社会生活的第一主题。在1985年，一位叫米勒的作家写了一部名为《代价》的剧本，其第一幕中有这样一段话，“许多年以前，一个人如果难受，不知如何是好，他也许上教堂，也许闹革命，诸如此类。今天，你如果难受，不知所措，怎么解脱呢?去消费!”
在西方国家，对消费的研究由来已久。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以社会的生产关系、经济关系为基础来划分阶级的，他们也曾把生活方式当作辨别阶级的重要特征。马克思说：“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相互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与其同为德国人的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沿着马克思使用“生活方式”的意义，也把生活方式视为阶级 (后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辨别指标。韦伯认为，阶级是指相同阶级处境中的所有人，而阶级处境是“那种典型的获取商品供应、外在生活条件及个人生活经验的机会。至于这种机会，则是由一定经济秩序中利用商品或技能以换取收入的权力的大小和类型所决定的”。同时，他还提出，特定的生活方式表现于消费商品的特定规律。把生活方式转化为消费方式来研究，已经成为当前西方生活方式研究的主流。
与此同时，另一位美国学者凡勃伦运用历史社会学的方法，深入系统地论述了特定的生活方式与特定的社会阶级的相关性。他在其名著《有闲阶级论》中，论证了有闲阶级与炫耀性的生活方式是二而合一的。有闲的生活方式的突出特点是讲礼仪，重优雅，借以炫耀自己的特殊地位。随着城市化的普遍发展，有钱人更重视把钱投入能够象征他们高人一等的实物消费，他称之为“炫耀性的消费”。至此，消费已不是以商品实物为消费对象，而是一种系统的象征行为，消费的意图不在于商品的物质性，而在于商品所象征的人的关系或差别性。举例来说，追求时尚品牌并不是为了充饥防寒避风雨，而是为了表明身份或界定社会地位。此时，被消费的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象征价值。商品变成了符号，消费变成了象征。
这种从生物性的驱动到富有社会性的、象征性的和心理作用的现代消费，是一种重要的转变，被称为消费革命。西方学者总结这一历史过程时说“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最关键的是消费需求。”“如果说消费需求是工业革命的关键，那么社会模仿则是消费需求的关键。”当追求社会认同的消费已经从阶级现象变成了广泛的社会现象，社会消费也就具有相当的现代性。从二战以后，现代消费在发达工业社会真正成为普遍的大众消费，所以发达工业社会又被称为“消费社会”。
目前，消费社会在我国部分发达城市的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更多的则是表现在发达或欠发达地区各个阶层的消费行为中，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这一消费倾向，例如一掷数千元或上万元的宴席，追求名牌品牌时装，市内购豪华公寓、郊外置花园别墅，攀比购买高档轿车等等，都是“炫耀性消费”、“社会模仿性消费”的具体表现。而现实情况却是，我国的社会发展和实际经济状况，还远远达不到发达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更不得不提的事实是，其中不少“炫耀性消费”竟是由公款支出。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考虑到我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转型时期，高低收入及消费差距在不断拉大，城镇中还有不少下岗职工甚至低保人群，乡村中还有相当数量尚未脱贫解困的农民；考虑到我国人口众多的严峻局面，以及生态、资源、能源、粮食等的限制；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东西南北各地发展水平的参差不齐；考虑到我国消费领域中还存在的种种不正之风，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不足……我国不少学者和有识之土纷纷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高消耗资源、高消费水平”的发展模式，而是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索既能发挥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杠杆”作用，又要避免商品经济和商品消费的“双刃剑”为代价，寻求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国情民意的适度而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以促进国家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广大居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与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