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告是北京市社科“十五”规划项目“首都社会发展与居民生活质量研究——从时间分配角度看北京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最终研究成果。本成果获得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2月8日被《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20日被《北京日报》进行了推介。本成果被编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优秀成果选编》。
一、导言
生活质量既是对一个社会中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状况的总体描述，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公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以及学术界对生活质量这个主题的关注，均与人们对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反思密切相关。早在1927年，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就表现了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关注，1993年他领导的胡佛研究中心发表了专著——《近期美国社会动向》，专门讨论和报道了美国生活各方面的动向。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在其《丰裕社会》一书中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1971年，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政治和增长阶段》一书中提出,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要依次经历“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前提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高额群 众消费阶段”反映的是一种数量上消费特征。自此之后,人们可能转向对“质量的追求”，这种“质量”就是“生活质量”。
我国学术界和社会公众对“生活质量”概念的接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比较早地论述了生活质量的观点，他指出，“生活质量是反映人们生活和福利状况的一种标志，它包括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内容。”1985年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先生利用天津千户居民调查的资料进行研究，“使用满意程度做生活质量的量度” ，以人们的主观态度资料为依据，对生活质量作了分层式结构分析，开启了国内学术界对生活质量 进行经验研究的先河。自此以后，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陈义平先生在199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估计,全国至少有50个以上的生活质量课题组曾经或正在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笔者通过对国内最大型的学术期刊数据库——“中国期刊网” 的检索发现，从1994年到2002年6月份，全国各主要学术性刊物上至少发表了206篇以生活质量为主题的论文。
1991年以来的十年，北京经济高速增长，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至2001年，北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60美元；恩格尔系数降低至0362。在人均GDP等经济指标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学术界和社会各界更加关心的是，这十年中，人们的生活质量是否得到同步提高？幸福感是否得到同样的增长?生活质量各个领域会遵循什么样的变化轨迹？哪些领域可能显著提高？而哪些领域没有变化，甚至有所下降？对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回答，对于增进人们对社会变迁路径的理论认识，对于丰富生活质量的研究，对于有关部门的决策，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理论背景、研究目的与方法
(一)理论背景与核心概念
本文是笔者所承担的“首都社会发展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课题有关研究结论的拓展和深化，其主要目标是，尝试将主观生活质量研究和客观生活质量研究结合起来，构建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的评估模型，进而对近十年来北京城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化轨迹进行描述。
从国际生活质量研究的进展来看，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研究和客观方面的研究的脱节，对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构成了一定的制约。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后，欧洲和美洲发达国家众多的研究者纷纷推进生活质量的研究，并形成了风格迥然不同的两种研究范式：北美范式和北欧斯堪的那维亚范式。北美范式以美国和加拿大的学者为代表，他们强调，要依据个体自行评估的需求满足程度来衡量人们的生活质量，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们的主观满意度和幸福感。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对生活质量这个概念的具体操作化主要集中于主观的社会指标。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国家学者研究的焦点是客观的生活条件。他们认为，人们的生活水平是由人们所需要的客观资源决定的。这些客观资源主要有收入、资产、教育和知识技能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个人所处的外部环境也被认为是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学者并非丝毫不关注个体的主观感受，但是他们认为，个体的主观评价是建立在其期望水平基础之上，具有因人而异的性质，并不能作为指导社会政策制定的普遍性标准。
我国生活质量的经验研究大体有三种范式：一种是强调主体主观的幸福感，强调以主观指标来测量生活质量的高低，如林南等人将生活质量定义为“对生活及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一种是强调以客观物质生活指标来测算生活质量，朱国宏曾经给生活质量进行如下定义：“所谓生活质量，就是指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上人口生活条件的综合状况”；第三种是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结合起来评估生活质量，如，陈义平认为应该从社会生活的供给与人们对生活的需求两个方面来定义生活质量，“生活质量是社会提供国民生活的充分程度和国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
第一种类型的定义，要从反映人们对生活的舒适、便利程度的主观感受方面来理解生活质量。其局限性主要在于：主观指标不稳定，因人而异，受到经济发展程度、参照标准本身、舆论宣传导向、个人特征甚至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不易于标准化，不容易测量，从而无从对其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比较。第二种类型的定义，侧重于采用客观指标对生活质量进行测量，其实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不等于物质生活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带来的负效应如城市人口膨胀、住房条件恶化、交通拥挤堵塞、环境污染加剧和工作生活过度疲劳只能归结为生活质量的下降，而这正是主观指标论者反对用客观指标评价生活质量的口实。有学者认为，这个世界的目的不是消费，而是生活的效益和享受，生活质量是“一个侧重反映人们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生活条件享受的概念”，生活的效益和享受才是生活质量的真正内涵。
依照北京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本研究的目的，本课题组主要从第三种思路出发，将生活质量给出如下综合性的定义：生活质量，就是指环境提供给社会行为主体的生活条件的充分程度，以及社会行为主体对其自身和自身所处生活条件与环境的各种评价和满意程度。
（二）资料收集方法
本文对近十年以来北京城区居民的生活质量的发展和变迁路径进行描述和分析，将以1991年“北京城市人口家庭生活质量”抽样调查数据和2001年“首都社会发展与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数据为基础。1991年的调查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冯立天教授主持，调查范围为北京崇文、宣武、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八个城区，共完成4155个居民样本（108）；2001年的调查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雷弢副研究员主持，于当年9月进行，调查城区范围与1991年调查完全相同，抽样方法为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PPS），从八个城区共抽取31个居委会，每户随机抽取一名调查对象，共完成有效样本703个。两次调查在调查范围、调查对象、抽样方式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三）操作化测量与加权方法
将生活质量主观方面的研究和客观方面研究相结合的关键，是采用科学的方法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进行赋值，并采取合适的加权方法构建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本文对近十年来居民生活质量变迁的描述，将生活质量操作化为教育生活质量、职业生活质量、经济生活质量、居住生活质量、婚姻家庭生活质量和健康生活质量六个方面，对这六个方面的测量又选择了九个一级指标。
在九个一级指标中，工作满意度、住房满意度、夫妻感情、婚姻满意度和健康感觉指数是主观指标；而文化程度、经济收入、住房设施、体能指数属于客观指标。本文能够，而且仅仅能够从这六个维度，选择最主要的九个指标对生活质量变迁进行描述，主要是由于资料的限制。但是，参照国际和国内生活质量的一些结论来看，这六个维度九个指标对生活质量所进行的测量，还是具有比较高的效度的。加拿大学者米克劳斯对美国和加拿大一些重要期刊中的518篇论文进行了研究，在其所撰《生活质量的国际研究》一文中，他指出，这些论文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人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对生活总体的满意度以及对婚姻和性的满意度三个领域。林南等人对天津和上海的研究指出，影响中国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有三大类，这就是:工作、家庭和生活环境方面的满意度。卢淑华对家庭生活满 意度的研究得出“在影响家庭生活满意度的因素中以婚姻满意度最为重要”的结论 。风笑天等人对武汉的研究发现，在与城市居民家庭生活相关的各种客观条件和主观感受中，对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满意度”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居住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 。上述相关研究结论表明，本文所选择的九个指标对生活质量进行操作化测量具有比较高的有效性。
权重的分配问题，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一个长期以来困扰着研究者的经典方法论问题。从国内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的进展来看，不同的专家对生活质量应包括哪几个主要指标的看法还是比较接近的，但对于这些具体的指标孰重孰轻以及具体的权重分配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多数研究采用不等权重方法，即各个领域之间的权重是不同的，具体的权重分配则主要依靠专家的意见。但是，专家的主观判断所确定的权重体系只能代表不同指标大致的重要程度，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精确的体系。现有的任何一种权重体系都无一例外地会受到种种批评和质疑。正如周长城等人指出的，“所谓不等权重法所突出的基本上都是居民收入、住房面积、消费指数等与GNP的相关程度很高的经济性指标，而我们建立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的根本出发点是希望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综合评价人的生活质量，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因而目前所使用的这些不等权重法似乎与我们建立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的初衷和目的是不一致的。”
冯立天先生等人在构建北京人口生活质量综合指数之时，采用的是等权重的方法，即生活质量各个领域的权重是一致的，在每个领域的指数构建时，各个变量指数所占的权重是一致的。考虑到了不等权重构建方法的严重的局限性，同时也考虑到与冯立天先生有关研究结论的可比性，本文也采取等权重的方法。也就是说，生活质量六个领域的权重是相等的，每一个领域内部，如果有多个操作化指标，每个指标权重也是相等的。
三、生活质量各个领域指数的测算
（一）教育生活质量指数
在冯立天等的研究中，文化程度为小学以下、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分别的赋值为0、30 、45、70、95。计算得到1991年度教育生活质量指数为65.488。
本次调查所使用的问卷中，没有细分小学和小学以下，故将小学和小学以下均赋值为20，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三个档次文化程度的赋值保持不变。依据以上赋值标准以及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构成状况，计算得到2001年全部被调查者的教育生活质量指数为66.945。
（二）职业生活质量指数
在冯立天模型中，以工作满意度作为建构就业生活质量的基本指标。而对使用工作满意度的测量分为四个层级：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比较满意和很满意分别赋值为0、40、75、100 。计算得到1991年职业生活质量指数为69.370。
本研究继续使用工作满意度这个主观指标测算职业生活质量指数，在问卷中将工作满意度分为：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很满意，分别赋值为0、40、60、75、100。 计算得到2001年的职业生活质量为59.225。
（三）经济生活质量指数
冯立天等人在构建经济收入生活质量指数时，采用的是客观指标，先通过问卷调查取得全体居民的实际收入分布，而后再分别赋值。当时以月收入400—499元一档次赋值为75分。以100 元为最低档，而700元及以上为最高档，共10个档次，分别赋值为30、45、50、55、60、70 、75、85、95、100。计算得到1991年收入指数为54.396。
本文探讨经济收入指数，考虑到物价的上涨和收入的提高，以及北京城区居民个人收入分配状况，将月收入1000—1499元一个档次赋值为
75，而将500元以下的各档次赋值为30，将500—999元赋值为50，而将1500—1999元、2000—2999元、3000—3999元、4000元以上分别赋值为8 0、85、90、95。计算得到了经济收入指数为54.590。
（四）居住生活质量指数
在冯立天先生的居住生活质量模型中，采用人均居住间数量、住房设施和住房满意度三个指标。笔者所在课题组以2001年的数据为基础，通过对住房满意度所做的多元回归分析，采用人均住房面积、住房设施和住房满意度三个指标建立居住生活质量指数。两项研究之中具有可比性的指标是：住房设施和住房满意度。本文构建居住生活质量指数，对近十年来的变化进行描述，即是使用这两个指标。
住房设施主要是指独立使用的厕所、浴室、厨房、自来水、煤气等。凡有者赋值为100，没有者赋值为0。冯立天等人计算得到1991年的北京城区居民的住房设施指数为63.817。笔者以2001年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到2001年住房设施指数得分为75.860。
将对住房的非常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很满意分别赋值为0、40、60、75、100。冯立天等人计算得到1991年的北京城区居民的住房满意度指数为45.300。笔者以2001年调查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到2001年住房满意度指数为44.055分。
将1991年度住房设施指数得分和住房满意度指数得分算术平均，得到该年度居住生活质量指数54.609；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得到2001年度居住生活质量指数为59.958。
（五）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指数
冯立天等人以1991年的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夫妻感情和婚姻满意度两个方面构建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指数；而对夫妻感情的测量则采用“你对你配偶的感情如何”和“你配偶对你的感情如何”两个指标，然后对两个指标进行算术平均。计算得到1991年度夫妻感情指数得分为87.616；婚姻满意度得分为83.064。将夫妻感情指数得分和婚姻满意度得分算术平均，得到1991年度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指数85.340。
2001年度婚姻家庭生活质量的测算方法和冯立天先生基本相同。夫妻感情是测定婚姻生活质量高低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此次调查中，分别有“您觉得您爱人对您的感情”和“您觉得您对您的爱人的感情”两个指标，感情档次分别为：非常疼爱、比较疼爱、说不清、不疼爱四个等级，分别赋值为100、80、60、0。计算得到2001年度夫妻感情指数得分为84.360 ；婚姻满意度指数为76.845。由夫妻感情得分和婚姻满意度得分两个指标算术平均，计算得到2001年度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指数为80.603。
（六）健康生活质量指数
1991年度和2001年度居民健康生活质量指数的构建，均是从社会学的角度，而不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确定是否健康的标准的。在两次调查中，都有两个提问：第一个提问是“您是否由于健康原因而影响你工作挣钱、做家务、爬楼梯、穿衣吃饭洗澡和在屋内走动”；第二个提问是“您与您同龄人比较，自我感觉健康如何”。
第一个提问实际上是用于测算体能指数，将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改造成为一个能定量地、客观地测算人们的健康等级的量表。
在以上量表中，五个陈述语句有一种趋强的严密的逻辑结构，不同的陈述代表了人们在健康 状况上的不同等级，越往后，健康等级越低。以上述数据构建体能指数之时，将“因为某种疾病限制了正常活动”赋值为0，将“正常活动没有因为某种疾病而受到限制”赋值为70。
对1991年的调查结果进行加权分析表明，该年度的居民体能指数为65.765。
2001年调查显示，有11.4%的人因为健康状况而影响了他的工作挣钱；7.0%的人因为疾病而限制了他做家务；5.6%的人因为疾病而不能爬楼梯；3.5%的人因为疾病而生活不能自理；3.2%的人因为疾病而限制了他在家里的走动。分别计算得到“工作挣钱”方面的体能指数为60.02；做家务的体能指数为65.10；爬楼梯的体能指数为66.08；生活自理方面的体能指数为67.55；家里走动的体能指数为67.76。将这五个方面的体能指数算术平均，得综合体能指数为65.684。
第二个提问实际上用来构建健康感觉指数。回答有“自身健康状况很好”、“比较好”、“一般”、“比较差”、“很差”这五个档次，分别赋值为100、75、60、35、0。计算得到1991 年度健康感觉指数为66.563；2001年度为72.245。
将1991年度综合体能指数和健康感觉指数算术平均，得到健康生活质量指数：66.164；同样的计算方法得到2001年度健康生活质量指数为
68.965。
四、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的比较
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模型及各领域指数的意义在于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2001年度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测算方法和赋值方法都是参照冯立天先生的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研究模型，在九个一级 指标的选择方面都具有比较强的可比性。冯立天的研究模型主要是以1991年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建构的；本课题组则是以2001年的调查数据对2001年度生活质量指数进行研究。生活质量各个领域的指数和综合指数的上升或者下降，正是反映了这十年来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些变化 。参见表3。略
表3的数据比较直观地反映了从1991年到2001年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和各个领域指数的变化，对于数据上的变化，笔者所在课题组进行如下界定：指数上升或者下降范围在两个分值之内的，定义为“没有显著变化”；变化范围在2—5个分值之内的，定义为有上升或者下降的趋势；指数上升或者下降5个分值以上的，定义为有显著变化。
表3数据显示，从1991年到2001年，北京城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化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从两个年度北京城区居民总的生活质量指数来看，2001年度与1991年度相比，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依照六个领域生活质量指数的算术平均得知，1991年度的生活质量总的综合指数为65.895分，而2001年为65.047分，变化范围在1个百分点内；依照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综合指数的算术平均，2001年与1991年相比，变化范围也在一个百分点之内。依照冯立天先生和本课题组的假设，以及对各个主要指标的赋值，75分作为小康社会生活质量指数的标准得分。而无论是1991年，还是2001年，生活质量综合指数得分都没有达到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这说明，尽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等方面，北京已经达到了国际通行的小康标准，但是，在居民生活质量方面要达到小康标准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之一。
第二，当然，总的生活质量指数没有发生显著变化，并非是说，近十年来，北京城区居民生活质量没有发生变化。从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的变化趋势来看，近十年来，客观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总的来说有所上升，上升幅度超过3个百分点；而主观生活质量有所下降，大约降低了2.5个百分点。而在对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测量的各个指标之中，下降最为显著的是工作满意度，大约下降了10个百分点；其次是婚姻满意度，下降幅度超过6个百分点；而健康感觉指数则有比较显著的上升，幅度将近6个百分点。在客观生活质量各个指标中，上升最为显著的是住房设施，大约上升了12个百分点。由住房设施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北京城区居民在物质生活方面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改善。
第三，从各个领域生活质量指数来看，近十年来，北京居民的住房生活质量指数有了显著的提高；健康生活质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与此同时，北京居民的工作生活质量下降比较快，下降幅度达到10个百分点；其次是婚姻家庭生活质量有所下降，下降幅度接近5个百分点。
五、进一步的讨论
本课题以生活质量的研究进展作为理论背景，采用实证方法收集资料，并采用科学统计方法分析处理资料。本课题组对经验资料的分析，可以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本文并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并不试图对近十年来北京城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化所蕴涵的政策含义进行具体讨论。但从理论上，我们认为仍然有如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
第一个问题是经济发展与生活质量的关系。这个问题一直受到生活质量研究者的特别重视。从事客观生活质量研究的学者，一般将经济收入等作为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强调主观生活质量的学者多认为，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不一定存在一种线形的对应关系。笔者力图将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结合起来，通过建构生活质量综合指数来描述生活质量的变化。分析结论却告诉我们，1991年到2001年北京城区经济增长迅速，居民物质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同时，生活质量指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这再次印证了“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并不一定存在一种线形的对应关系”的观点。而早在1996年，戴星翼先生等就指出,“今后我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提高与前一阶段不同，单纯通过提高收入和家庭消费已经难以高效地使之推进。”这是不是意味着，北京社会的发展已经开始进入罗斯托意义上的“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对于这个问题，当然有待进一步的探讨。
第二个问题是：生活质量评价系统内部，主观满意度与客观指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比较稳定的结构或者作用模式？坎贝尔、林南、卢淑华、风笑天等人所进行的经验研究，得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结论。这就是，客观指标对主观满意度的解释力比较有限，坎贝尔等人的研究表明，客观指标对主观指标的解释力大约为17%，风笑天等人对武汉城市居民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本研究的分析结论却显示，在1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间，北京城区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的变化呈现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是某些客观指标得分的大幅度上升，另一方面是某些相应的主观指标得分却相对下降（如住房设施和住房满意度）。风笑天等人曾经设想，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可能是两条平行线，两者基本上没有交点。而本文对近十年来北京城区居民生活质量的变化的研究则给进一步的研究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主观生活质量和客观生活质量是不是存在某种比较稳定替代关系？如果存在一种替代关系，这种替代关系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促进生活质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也将增进人们对社会发展变迁轨迹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