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型》简介
    《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的转型》是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与信仰问题研究”之最终研究成果，该成果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全书约35万字，共分五编。第一编“视域与方法”带有方法论的性质，集中反映了研究者的文化观以及对学术界相关研究动态的把握；第二编“破解西方文化基因”通过对西方文化源头和本质的理解，为研究者的文化理论中的规律性提供史料支撑；第三编“道德、宗教与文化”涉及道德、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包含着研究者对西方文化的支柱——基督教精神——的一些理解，既有对古代基督教思想的探索，又有对现代基督教思想的把握；本书第四编“中国社会与基督教”重在分析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的关系，力图清理以往中国学术界对基督教的一些误解，推动中西伦理思想的比较与融合；本书第五编“走向全球伦理”则是研究者对“全球伦理”的具体探讨。
    文化转型与道德重构是本书的主题，跨文化的比较则是本书的基本方法。“一个人惟有出入于不同历史文化的探究中，才能够跳出自身存在的偏狭限制，目光烛照千古，为自己的生命立心，也为世界的未来找得一条坦荡的大路。”（刘述先：《文化哲学》，第188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笔者试图在中外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探讨文化转型的理论，并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的碰撞过程中，说明当代道德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研究者指出：从1978年至今，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就，大大缩短了中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中国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民族的生存危机，进入稳步发展的新阶段。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转型时期，这是中国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现阶段走向的一个基本共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单一的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从封闭半封闭社会转向开放型社会，这种转型是全方位的、史无前例的、波澜壮阔的。
    研究者指出：通过中西文化的会通与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更新与转型，创造出一种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这是许多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和奋斗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显得极为渺茫！然而，改革开放打破了沿袭多年的封闭，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复兴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古老的中国文化正在转型与重构。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一个民族，只有敢于并且善于大胆地吸收外来文化成果，不断为自己注入新的活力，才能保持蓬勃生机。如果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拒绝与其他文化交流，拒绝接受外来的有益的东西，结果只能是走向停滞和落后。
    研究者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一场社会整体性结构的深刻变革。这种变革所造就的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社会现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民众的思想意识，使人们为适应新的社会情况并进一步推动社会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进而产生出种种新的渴望和企盼。信仰，作为社会意识的核心要素，浓缩性地表达着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整体性结构变革的最终成果。信仰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能动的把握，它对人生最高价值和社会最高理想的反映、评价和把握，是一种辩证的动态运作过程，由这种运作过程而构成的人类信仰活动是在人类精神生活领域中占据核心地位。对个人而言，它构成个人行为的支柱；对国家而言，它构成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对民族而言，它构成凝聚国民心智的民族精神。为了进一步说明信仰问题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重要性，研究者结合中国社会与文化剧烈变化的现状，从理论上说清了信仰的地位和作用、建立信仰的途径和方法、信仰起作用的机理、社会文化环境与信仰的互动关系。
    研究者对文化与信仰问题的互动问题作了具体研究。研究者指出：宗教是文化的核心，信仰是宗教的核心。谈论宗教信仰在新世纪里的发展前景无法脱离世俗文化的影响而孤立地加以谈论，宗教信仰也不是脱离文化环境的赤裸裸的信仰。各种宗教信仰与各种世俗文化处在一种互动关系之中，宗教信仰在历史上和现实中之所以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乃是二者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结果。理论上的纯正的宗教信仰在现实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不能期望在某个时候有一种“纯正的”宗教信仰，供世人们领受。我们需要的是历史地说明各种形式的宗教信仰的生成过程，并揭示它对自己赖以生成的文化环境的反作用。
    研究者指出：在新世纪里，世界文化呈现多元态势，虽有趋同之势，尚无整合之实。因此谈论世界文化有必要具体化。在这样的文化大环境下谈论某种信仰的回归蕴涵着该种信仰曾经失去。因此我们有必要具体分析是否有必要在新世纪的中国文化环境中提“信仰回归”的问题。中国社会自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来，中国人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经历了从引进西方先进的产品和技术，到借鉴西方的各种法律、政治、经济制度，再到参照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分析这样一个过程，显示出前所未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改革开放以来这二十几年也是中国文化对西方产生最大影响的二十几年，西方人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的肯定也超过以往。这一现实告诉我们，每一种具有牢固的精神根基和历史传统的文化体系都不会从根本上被其他文化所取代，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任何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文化体系都不可能不变。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深刻的转型时期，它的文化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型变，中国文化要在更新中保持其生命力。面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这一现实趋势，宗教信仰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这个问题实际上只能落到为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与更新提供精神食粮这个层面上来，否则奢谈“信仰回归”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宗教信仰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是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成分。文革期间，宗教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失落”，但没有根绝。文革之后，随着政府恢复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人们已经再次享有自主选择的权力，因此中国的宗教信仰回归实际上已经完成，无需再有一次回归过程。
    研究者指出：在一个相对封闭而又变动不大的社会环境中，传统的价值与道德易于维系与保存，因此社会的道德状态是相对稳定的；而在一个开放而又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传统价值的衰落和道德危机的出现则是不可避免的。面对道德危机，我们不应把产生危机的根源归因于改革开放本身，而应在关注这种危机的同时努力重构新时期的道德。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和民众对公民道德建设越来越重视，社会的道德建设不仅已经被真正纳入了整个社会行动的规划设计，而且也日益受到全社会公民的重视。经过学术界、思想界多年来的呼吁，中国民众已经懂得，培育必要的伦理秩序和个人美德已经成为我们能否真正进入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资格，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社会伦理的重构和个人道德的调整。
    课题组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指导，大胆地进行理论创新，密切联系中国的现实国情，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