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主题近年来再次成为社会热点。一个被无数志士仁人与政治组织奉若神明的奋斗目标，一个被人类千百年来孜孜追求的工作生活方向，却因面临新困惑、遭遇“幸福陷阱”、“幸福指数”、“幸福政治”等一轮新概念的轰炸，开始被重新认识与诠释。
一、兼顾主客观感受的“幸福”、“幸福指数”等参照系
一批批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始终脚踏实地地研究幸福问题。美国政治学家，耶鲁大学的罗伯·莱恩教授1970年时便推出关于“幸福的丧失”的研究成果：当人的需求与供给刚好对等时，满足感与愉悦感是最高的；过多供给反而让人比物质匮乏时更为失落。他在《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中讲到：贫穷不能使人幸福，但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收入带动幸福的效应开始呈递减态势；收入水平越高，这种效应越小。由此构成“幸福陷阱”概念的本义。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几乎同一时代提出了完全不同于GDP的一种新的衡量国民财富的标志体系——“国民幸福指数”，从而打破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观念；他指出了人生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的思路，就在这种执政理念指导下，不丹政府创造性地将追求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国民幸福指数”最大化，作为最高发展目标。于此30多年之后，2005年6月在加拿大举行的“国民幸福指数”问题国际会议，汇聚了43个国家的代表。
会议成果之一是根据“幸福陷阱”现象总结现代经济学的发现：财富仅仅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很小因素之一，于是便与认为增加财富是提高人们幸福水平的最有效手段，将实现人的财富最大化作为研究目标的传统经济学拉开了差距。之二，阐明当人处于贫困状态时，物质财富的增加会带来幸福总量的增加，但是当金钱积累到一定水准，情形便不再如此；现实中表现为，个体的快乐与幸福很大程度取决于物质财富以外的许多其他因素。会议成果之三是明晰了“国民幸福指数”的四个基本内容：
1、社会经济可持续地均衡的发展。那种造成失业率升高，不能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只会降低“国民幸福指数”；
2、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那种破坏自然环境的经济增长，是在破坏“国民幸福指数”。
3、文化的保护和推广。如果一国不保护自己的文化财富，将破坏人民的普遍幸福感（各国应在不丧失其个性特点条件下融入全球化）。
4、良好的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福利，无论其在别的方面取得多大成功，都会降低“国民幸福指数”。
必要的客观物质财富条件，一定的主观满意度、快乐感构建“国民幸福指数”的现实，在英国造成朝野两党不约而同大谈“幸福政治观”的局面。2002年工党政府首相布莱尔邀请伦敦经济学院教授莱亚德作“幸福政治”讲座；随之政府开始研究制定“幸福政策”，尝试建立与GDP数据相类似的“快乐指数（幸福指数）”。许多工党议员认为，工党在二战后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现在应着手建立“幸福国家”制度。保守党领袖卡梅伦抛出“我们不仅要思考把钱放进人们的口袋，还要思考如何把乐趣放进人们的心头”。“幸福政治”话语权竞争，标志着即使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顺应社会潮流，将发展观从以钱为主向以人为本漂移。
提出政府决策应兼顾利益驱动和心理满足两个方面，政府应当在经济增长之外确立发展目标，将大众幸福包括在内观点的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因其“前景理论”在2002年荣获诺贝尔奖。于是幸福感问题从严峻的社会现象已经进化成为各国共同求索解决的发展目标、发展道路问题。
二、公民“幸福感”需要良好的公共文化服务精心塑造
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等以追求名利地位为特点的心态，带来现代社会中许许多多的精神压力，各类职业的不稳定与家庭不和谐，催生出偷盗、抢劫、酗酒、吸毒、卖淫、网瘾、抑郁等等病态现象；带来财富增多，生活变好，快乐减少，幸福缺失的普遍状况。中国社会在经历长时期高速持续的经济发展之后，如此社会状态也在滋长。例如青少年、尤其是城市青少年出现的身体素质下降，精神疾患上升，自杀率居高不下的现象；社会中治安形势严峻，离婚率屡创新高，不安定因素广泛存在等，都是“国民幸福指数”方面的问题，颇有“全球化”特点。如何看待财富，如何感受幸福，已上升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重大社会问题。
在坚定不移地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国民思想道德素质，重塑正确幸福观、幸福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的时代任务，是社会稳定进步的紧迫需要，其实也一直是现实与历史中始终持续的“智者”行为。
英国政府接受专家建议，陆续落实在全英增加10000名心理医生的计划，目的是帮助人民正确看待和感知幸福。西方公共文化机构的领军者——BBC（英国广播公司）播出了6集专题片《幸福药方》，“讲述幸福的科学，幸福的政策，幸福的力量”，在全社会引起普遍的共鸣与思考。英国伯克郡克莱索恩的惠灵顿中学开设“幸福课程”，让14岁到16岁的学生通过“幸福教育”，学习“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保持身心健康，正确实现理想的方法”，目标是“让青少年成为一个幸福的并有安全感的人”。包括媒体在内大规模的关于“金钱买不来幸福”为基调的时代版公共文化服务攻势，使公众中希望“政府让大家幸福，而不是帮助大家挣钱”的呼声传遍英国，影响了社会力量的政治走向。
中国有历史悠久的幸福文化，如“福无十全，福由心造、福为祸始、福国利民、厚德载福、积德造福”等众多成语，表述着福祸间辩正关系，福与心态、心境互为表里的条件，大福、久福的必要基础等等。而《老子》“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刘安《淮南子》：“福由已发，祸由已生”；董仲舒：“福之本在于忧，而祸起于喜”；刘禹锡：“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招”；毛主席讲共产党的责任就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更是耳熟能详。在中华民族发展中追求社会公正，促进协调进步的目标始终十分强烈，国人财富欲望从历史上就大大低于西方民族，期盼“幸福社会”的愿望则一代代持之以恒，保有着独特的幸福观与幸福感，这是文化背景使其然。然而在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的大潮影响下，中国社会价值取向和幸福观不可避免地被冲击，道德退坡与经济发展并存；同全球化波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一样，民众幸福感也有因“幸福陷阱”规律而出现的危机征兆，中国社科院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中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例较上年下降5个百分点即是信号，前些年“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俗语即是写照。
除去客观因素，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对于正确幸福观塑造方面主观努力不足、措施不力也是“国民幸福指数”产生负向波动的原因之一。幸福依靠不断改善的物质条件，幸福感、满意度则更由主观感受，被价值取向、判断标准与精神状态所决定；也就是说幸福不仅需要财富，更需要尊严为先，价值彰显，家庭美满，亲情环绕，快乐相随，成功陪伴；而且在充满困难、危机，“不如意事十八九”的人生路上，如何通过个人历练具备感知幸福快乐的能力与心态，顺利而积极地适应社会，几乎有着幸福与否的决定权。所谓“欲壑难填”与“知足者常乐”就是心态决定满意度和幸福观的两个极端。一个优秀的民族，充满生命力的个人、家庭、企业、城市、国家，需要幸福感增加、抱怨减少；需要成功感支持的强者心理，不需要失败感覆盖的阴暗情绪；需要多一些“受之于人者太多、出之于已者太少”的感恩情结，不需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式的一味强求环境、强求他人的消极思维。因此，现代中国社会各界应该实现真正的两手抓、两手都要强——从内容和形式等各个环节全面切入，像千方百计抓经济一样，使政府为主导的社会公共文化服务在重塑凝聚人类美德的幸福观上大有作为。用丰富多彩、富于感召力、时尚态、世界眼光的教育和宣传，从幼儿开始，覆盖人生各个阶段；理直气壮地讲奋斗的充实，劳动的光荣、奉献的幸福、学习的快乐，鼓励关爱他人的阳光行为，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服务社会的美好心灵，实现别人无法实现的困难任务的杰出贡献；培育全社会在把个人价值融入对国家、社会、民族的热爱中，为一致的利益工作中，学会感知幸福，并为他人创造幸福的信仰。
总之，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外建立新的评价体系——国民幸福指数，相关“中国作为”已经起步：北京市两会期间有官员就开展幸福指数研究，推出幸福指数体系，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评价体系公布计划。幸福指数是作为心理主观体验，价值判断的幸福感的衡量，幸福感取决于幸福观的科学度，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方肩负着塑造科学的价值取向和幸福观、幸福感的责任；观察测量是建设的基础，但无法等同和替代主动积极的建设行为。当前亟需社会公共服务责任方，从决策、规划、实施诸方数管齐下，在借鉴历史与外国经验的基础上迅速加强之，使中国在建设创新和谐社会中步入“幸福国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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