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是对21世纪前五年中国学术界有关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作一大致的述评。如果同上个世纪最后20年相关研究的状况作简单的比较，最近五年发表的研究成果不论是质量还是在数量上，都给人以大幅度进步的印象。以往有关研究的成果大量地反映在教科书中，内容多为描述各个时期中国外交各方面的发展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发展过程。这些描述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也有一些差强人意的特点，如重策论而轻学术、重诠释而轻批判、重描述而轻思辨等。这些特点表现在研究成果中，则是欠缺独立思考，不重视学术规范，以及文化品位不高等等。远不能说学术界在21世纪的头五年里已经根本改变了这种状况，但取得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主要是就取得的明显进步做初步的分析，以利于今后研究的发展。
有关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反映在教科书或通论类的著作中，如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杨福昌主编的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Foreign Policy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张清敏主编的《对外关系读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洪停杓、张植荣所著《当代中国外交新论》（励志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等。这些论著中涉及的有关内容，在此不做评述。
一
若干年前，在学术界、文化界已经开始思考和议论这样的命题，即“中国之世界”和“世界之中国”。这可以概括为中国人认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不同视角。这个命题之所以出现，显然是同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知和争论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21世纪头几年中国学者发表的论著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学术界开始有意或者有可能是下意识地展示认知的一致性，即不论他们是研究中国外交所涉及的哪个领域或哪一类问题，也不论其观点和结论为何，甚或他们之间在同一问题上本来就存在明显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有着几乎一致的视角，都是从“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基本认同出发的。这一认同几乎反映在每一个作者的论著中，并突出地表现为一些概念的高频率出现，诸如“融入国际社会”、“国家角色转变”、“国家身份”、“负责任的大国”、“学习过程”，等等。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对陈旧的话语。如果以其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为标志，那么早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政治领袖人物差不多都认识到这个基本命题的含义和重要性。用他们当时的话语就是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前途“密不可分”。他们当时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的胜利有赖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个认识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中国抗战必胜和必须坚持“持久战”之大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一次历史性转折。这场世界范围的战争将中国与世界最终联结在一起，也最终使中国人在观念上，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世界最终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使中国人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和推动，主要取决于中国人能否有决心、意志和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自林，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某些事件反复证明，真正认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并在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实践中自觉地甚至应该是下意识地坚持它，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实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且不说曾经出现过的那个“光荣孤立”的年代，即使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大量这样的讨论题目，如“国际形势的变化”，等等。这类问题的前提是，中国与世界似乎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不包含中国的“国际”。
21世纪头五年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简单事实是，世界政治的很多变化，特别是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是中国的变化引起的。离开中国的变化，遑论国际形势的变化。不研究中国的变化，就很难解释清楚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很多现象。今天中国与世界联系之密切，其程度已经到了使中国人必须放弃一些习惯的用语及其那些用语背后的思考逻辑。从这个角度说，这些论著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或已经左右了世界政治中的所有事态发展。
这几年中国外交研究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绝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是研究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中国独特的“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或领域的学者、专家。他们在21世纪初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中国外交，并且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推出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除了必不可少的专业素质和知识修为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作为中国学者，自然有着无法割舍的、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怀，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一种终极关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个群体中的一种表现。
另一个原因就是研究当代世界政治或“国际问题”，不研究中国的外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已经不可能了。诚如一位学者所说：“外交历来是一个神秘的领域，或者说是一比较封闭的领域，用很多研究者的话说，它属于一种特权”，“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政治要求更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外交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运行的”。简单地说，中国外交在很长时间里，属于“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惟其如此，才更显示出学术界为什么非研究中国外交不可的必然性。这项研究即便对于研究世界政治或“国际问题”、“国际形势”什么的来说，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学术界这几年的贡献并不仅仅如上所述，只是凸显了“世界的中国”这个并不新颖的命题，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个命题在21世纪的内涵有多丰富，“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到了什么程度。有关论著的论述表明，已经不能再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只是理解为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必须更深入地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所受到的影响、中国社会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这方面王逸舟的著作《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另外秦亚青、张清敏、门洪华等人的论文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揭示了这个命题的丰富性。
二
对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历史与哲学的思考”、“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做这样粗略的分类更多地是为了提供一个了解和把握这类研究的深度和知识厚度的基本线索，以便大致了解中国学术界对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已经达到的范围，并能比较容易地发现其中是否有自己需要的内容。事实上很多论著是可以被分别置于两个甚至三个部分中的。
有关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成果也有一部分反映在教科书或通论类的著作中，如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1）》（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出版），杨福昌主编的Contemporary China and Its Foreign Policy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出版），张清敏主编的《对外关系读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年出版），洪停杓、张植荣所著《当代中国外交新论》（励志出版社2004年出版）等等。这些论著中涉及的有关内容，在此不做评述。
一
若干年前，在学术界、文化界已经开始思考和议论这样的命题，即“中国之世界”和“世界之中国”。这可以概括为中国人认识“中国与世界之关系”的不同视角。这个命题之所以出现，显然是同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知和争论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21世纪头几年中国学者发表的论著中，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到，学术界开始有意或者有可能是下意识地展示认知的一致性，即不论他们是研究中国外交所涉及的哪个领域或哪一类问题，也不论其观点和结论为何，甚或他们之间在同一问题上本来就存在明显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有着几乎一致的视角，都是从“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这个基本认同出发的。这一认同几乎反映在每一个作者的论著中，并突出地表现为一些概念的高频率出现，诸如“融入国际社会”、“国家角色转变”、“国家身份”、“负责任的大国”、“学习过程”，等等。
“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不是什么新鲜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相对陈旧的话语。如果以其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影响为标志，那么早在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政治领袖人物差不多都认识到这个基本命题的含义和重要性。用他们当时的话语就是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前途“密不可分”。他们当时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战的胜利有赖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个认识是毛泽东之所以提出、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中国抗战必胜和必须坚持“持久战”之大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作为其一部分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一次历史性转折。这场世界范围的战争将中国与世界最终联结在一起，也最终使中国人在观念上，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命运，与世界最终联结在一起。同时也使中国人更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对世界局势的影响和推动，主要取决于中国人能否有决心、意志和能力，自立于世界民族自林，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
尽管如此，中国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某些事件反复证明，真正认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并在国家的政治和外交实践中自觉地甚至应该是下意识地坚持它，并不是很容易的，事实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且不说曾经出现过的那个“光荣孤立”的年代，即使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着大量这样的讨论题目，如“国际形势的变化”，等等。这类问题的前提是，中国与世界似乎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世界上还存在着一个不包含中国的“国际”。
21世纪头五年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简单事实是，世界政治的很多变化，特别是中国周边形势的变化，是中国的变化引起的。离开中国的变化，遑论国际形势的变化。不研究中国的变化，就很难解释清楚当今世界政治中的很多现象。今天中国与世界联系之密切，其程度已经到了使中国人必须放弃一些习惯的用语及其那些用语背后的思考逻辑。从这个角度说，这些论著在认识论的层次上做出了很大贡献。当然，这里并不是说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或已经左右了世界政治中的所有事态发展。
这几年中国外交研究的一个突出的变化是，绝大部分参与其中的是研究国际政治理论、国际关系史和中国独特的“国际问题研究”等学科或领域的学者、专家。他们在21世纪初好像是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转向中国外交，并且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推出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成果，除了必不可少的专业素质和知识修为外，至少还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是作为中国学者，自然有着无法割舍的、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关怀，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学者的一种终极关怀，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个群体中的一种表现。
另一个原因就是研究当代世界政治或“国际问题”，不研究中国的外交，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已经不可能了。诚如一位学者所说：“外交历来是一个神秘的领域，或者说是一比较封闭的领域，用很多研究者的话说，它属于一种特权”，“在中国，‘外事无小事’的政治要求更是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一般说来外交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运行的”。简单地说，中国外交在很长时间里，属于“肉食者谋之”的事情。惟其如此，才更显示出学术界为什么非研究中国外交不可的必然性。这项研究即便对于研究世界政治或“国际问题”、“国际形势”什么的来说，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中国学术界这几年的贡献并不仅仅如上所述，只是凸显了“世界的中国”这个并不新颖的命题，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这个命题在21世纪的内涵有多丰富，“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到了什么程度。有关论著的论述表明，已经不能再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只是理解为中国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必须更深入地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所受到的影响、中国社会在与外部世界互动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在这方面王逸舟的著作《全球政治和中国外交》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另外秦亚青、张清敏、门洪华等人的论文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揭示了这个命题的丰富性。
二
对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即“历史与哲学的思考”、“战略与政策”、“对外关系”。做这样粗略的分类更多地是为了提供一个了解和把握这类研究的深度和知识厚度的基本线索，以便大致了解中国学术界对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研究已经达到的范围，并能比较容易地发现其中是否有自己需要的内容。事实上很多论著是可以被分别置于两个甚至三个部分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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