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才大略而从谏如流，位极人主而兼听纳下，使李世民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政治家之一。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但很少有人知道李世民在纳谏问题上由始至终的三步曲，或者说人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种演变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关于“健全纠错改正机制”的极端重要性。
一、“虚己纳下” 的早期
李世民从隋末农民大起义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君主的可选择性，他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1]因此，在贞观初期他非常重视发挥领导核心的“共治”或“共理”的作用。在贞观早期的统治集团中，有善谋的房玄龄、善断的杜如晦、直谏的魏征、知人的王珪和精于军事的李靖等人。正如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在《长庆集论》中指出：“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太宗）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认为贞观初年的“天下大理”是李世民的领导集体“群治”的结果，是很有见识的。
贞观早期，李世民能够看到君主在知识、能力、阅历等方面的有限性和局限性，他认为自己并非“尽善”的完人，“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不能尽见天下之事”，所以十分重视发挥言谏的正君作用。他再三强调：“君有违失，臣需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2]反对“阿旨顺情，唯唯苟过”的“谀臣”，就是“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而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3]早在贞观二年，李世民问魏征：“何谓为明君暗君？”魏征答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4]由于李世民认识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就愚，”[5]所以魏征在当谏议大夫的三年中，“每犯颜切谏”[6]，提出进谏二百多条，并被提升为秘书监。魏征病故后，李世民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7]”。他还颁布诏令，号召臣僚们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直谏无隐。
二、“渐不克终”的中期
贞观初年，李世民推行“安静”的治国方针，他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可是到了贞观六年，随着“大治”的实现和功业的隆盛，李世民开始有所变化。当时，一些官员以为天下太平，五谷丰登，建议他到泰山举行“封禅”大礼。虽然经魏征劝说，没有去成，但李世民认为自己“功高”、“德厚”，有点飘飘然了。这时，据马周“访问”证实，“百姓颇有怨嗟之言，以陛下不存养之。”[8]不过，李世民有时还能清醒地记住骄逸必致丧败的历史教训。
“贞观之初，恐人不言，导之使谏[9]”。可是到了贞观六年还发生了一件事，颇耐人寻味。是年三月一天，李世民下朝气哼哼地回到后宫，长孙皇后问其原委，李世民大骂魏征：“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为什么要杀了这乡巴佬，李世民答：“魏征每廷辱我。”可见，对于魏征的多次直言极谏，李世民开始觉得受不了。长孙皇后连忙换上朝服，跪下向李世民表示祝贺，李世民惊问其故，她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10]这是一个劝说君主中“寓贬于褒”的经典案例，就是通过表扬达到批评，长孙皇后祝贺式的巧妙一谏，使李世民转怒为喜，阻止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政治错误。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纳谏态度的微妙变化。
到了贞观十一年，由于李世民的变化，一些大臣陆续上书切谏，给李世民敲警钟。魏征四次上《论时政疏》，批评李世民“虽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11]马周上疏指出：“今比年丰穰，正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复念之，多营不急之务故也。”[12]这些都希望李世民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少兴“不急之务”，做到善始善终。
也是贞观十一年，魏征还上《理狱听谏疏》，指出：“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谈；空论忠谠，而不悦逆耳之言。”李世民阅后，认为“皆切至之意”，愿意接受，但实际上没有多少改进。贞观十二年三月，李世民亲御两仪殿，魏征当面批评说：“一二年来，不悦人谏，虽黾勉听受，而意终不平，谅有难色。”[13]纳谏态度的变化，反映了李世民因功而骄的蜕变。因李世民逐渐追求享受和好大喜功，贞观十三年魏征特上著名的《十渐疏》，指出：“顷年以来，稍乖曩志，渐不克终。”接着，一一列举了十种表现。这种“渐不克终”，集中地表现在从清静简约到骄奢纵欲的变化上。
三、“不好直言”的晚期
贞观初期，在魏征等人的谏诤督促下，李世民能够居安思危，并有所畏惧，基本上是谨慎施政。但是，随着功业兴隆，难免骄傲自满，他渐渐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了。及至贞观后期，情况就大不同了。李世民建飞山宫等，放出话说：“若不为此，不便我身。”[14]以杜塞谏官之口，这是叫别人提不得意见。贞观十五年十二月，宰相房玄龄和高士廉，在路上遇见少府少监窦德素，顺便询问宫城北门近来营造什么？李世民知道后大发雷庭之怒：“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门少有营造，何须君事。”[15]这种蛮横的态度，说明李世民好大喜功，已放手大兴土木了，其结果必然加重人民的徭役负担。针对大臣的规劝，李世民竟然为自己辩解，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到了强词奇理的地步。
当然，李世民的用人纳谏是以忠君为政治前提的。所以一旦有了异常态度也就立刻即变。贞观十七年正月魏征病故。不久就发生了侯君集谋反被杀和杜正伦以罪左迁的事件。魏征曾经向李世民推荐重用侯、杜两人，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现在，李世民开始怀疑魏征结党营私，对己不忠。同时，李世民又听说魏征私下把前后谏录给起居郎诸遂良示阅。于是，一怒之下的李世民，不仅解除了原以衡山公主嫁给魏征儿子叔玉的婚约，而且摧毁了御撰的魏征墓碑。
还有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例子，谏臣刘洎时常直言切谏，被称魏征亡后的杰出谏臣之一，位至门下省侍中。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一意孤行亲征高丽，留刘洎辅佐皇太子李治处理朝政。李世民从辽东回来后患了痈肿，刘洎悲伤地对同僚说：“疾势如此，圣躬可忧。”不想这话以不忠之语传到李世民那里，尽管马周出来证明没那么回事，李世民仍怀疑刘洎“谋执朝衡”，遂令刘洎自杀。正如《新唐书、刘洎传》所云：“鸣呼，以太宗之明，蔽于所忿，洎之忠不能自申于上，况其下哉？”谏官的如此下场，说明李世民与贞观之初的“虚己纳下”已相去甚远。
由于李世民晚年“不好直言”，阿谀之臣取代了谔谔之士，曲相谀悦取代了直言规谏。贞观十八年，李世民巡幸太平宫，要大臣指出他的过失，长孙无忌等都说：“陛下无失。”没过多久长孙无忌又吹捧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16]刘洎被害之后，诸遂良一类揣摩迎合的小人占据了要职，再也没有直言无隐、触犯龙鳞的谏臣了。贞观二十一年五月，李世民亲临翠微殿，群臣皆称：“陛下功德如天地，万物不得而名言。”李世民也吹嘘自己功过古人的五点经验。接着褚遂良颂扬：“陛下盛德不可胜载，独与此五者自与，盖谦谦之志耳。”[17]活脱脱一个阿谀献媚的丑态。可见，李世民晚年为自己的“丰功伟绩”所陶醉，被小人的歌功颂德所包围。于是，由他倡导的贞观谏诤终于销声匿迹了。
李世民纳谏态度的演变转化告诉我们，言谏制度的顺利推行，首先取决于君主对自己的认知和开明程度。据《古史辑要》载，一次，元朝皇帝英宗心血来潮，想学李世民虚心纳谏，埋怨下边没有魏征，便问丞相拜住：“今有魏征乎？”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拜住想了想，巧妙地回答：“盘圆水圆，盂方水方，有太宗则有魏征。”这个回答比喻贴切，富有哲理，且话中有话，即不要问当今有没有魏征，只问你自己可像唐太宗。因为先有了虚心纳谏的李民民，才能有直言极谏的魏征，此话不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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