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一般认为，城镇街区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是防御说：“筑城以卫君”，即保护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利益，是城市与都城产生的第一个动因。其二是集市说：认为物质交换的出现，集市贸易的经常化，必然导致在交换地点出现城垣街区等建筑。其三是地利说：即在水陆交通的要道路口，居民日益密集，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形成街区城镇。
天坛、天街、天桥、崇文地区街区的形成与以上三个原因都密切相关。我们知道，元大都的南城墙在长安街稍南一线，明成祖迁都北京时曾将北城墙南移5华里，但南城墙仍以元大都南墙为准，故而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称为“前三门”。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皇宫东南十华里处建造了一处祭祀天地的场所，因为当时是天地合祀，故而名为“天地坛”。嘉靖九年（1530年）朝廷制定了四郊分祀制度。4年之后，祭地挪到了新建的地坛之中进行，这里成为帝王祭天、祈谷、祈雨的地方，从此改称天坛。
明初通惠河逐渐淤塞，已不能通行大小船只，码头迁到北京城东南方的大通桥下。于是，北京的商业中心也从鼓楼、积水潭移到前门外、崇文门外一带。明初，前门外居民稀少，商业萧条，明王朝为了恢复市场，繁荣经济，在前门外建房招商。那时，前门地区建立起来的店铺大多是前店后坊，自产自销，也有的销售江南的松江布，苏杭的丝稠，景德镇的瓷器，佛山的铁锅，安徽的茶叶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酒楼、旅馆和专业性集市。
明中叶以后，北方的蒙古族多次侵扰北京城。为了加强首都的防卫，给事中朱伯辰建议：“城外居民繁伙，不宜无以围之”[1]。因此，嘉靖皇帝批准筑城包围南郊一带的外罗城，即北京外城，从此北京形成“品”字形城市。永定门则成为外城南城墙正中的城门，也成为北京城中轴线最南端的起点。这条中轴线，明清时正是从永定门北行，依次通过正阳门、大明门（清改称大清门）、承天门（清改称天安门）、端门、午门、皇极门（清改称太和门）、抵达皇极殿（清改称太和殿），再往北穿越景山中峰，最后至于鼓楼、钟楼。这是世界上一条最长的中轴线，它体现了故宫“中”与“正”的尊贵位置。而北京城前后起伏、左右对称、气象万千、恢宏壮美的建筑格局也正是由这条中轴线而产生的。从正阳门至永定门就是现在的前门大街，这就是当时的天街。天坛、天街、崇文门外附近的街巷胡同大部分形成于明朝。西以正阳门大街为主干线，东以崇文门外大街为主干线，其东西两侧形成许多街巷胡同。清朝时继续有所发展。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清政府实行旗民分城居住的制度，内城房屋一律让给旗人居住，将原内城居民赶到外城，许多汉民经营的店铺也被赶到前门外一带落户。清政府还不许在内城开设戏院、妓院和会馆，因此这些场所也一并迁到宣武门、前门、崇文门外。 到清乾隆年间，前门外地区已发展成为北京最繁华的地区：这里店铺林立，商贾辐凑，居民稠密，百工丛集，商店鳞次栉比，酒肆、茶房、戏楼、饭庄、旅店、妓院，应有尽有。
由此可见，天坛、天街包括崇文门大街附近街巷的形成，不仅与北京城商业中心的南移有关，而且与封建王朝到天坛祭天有着直接的联系。从此，处于中轴线上的前门大街就成为联结皇宫与天坛、先农坛的天街，而在天街上陆续产生的老字商号则满足了帝都臣民所需，并逐步产生了众多的茶楼会馆、梨园书院乃至工艺美术之园等。
如果说“筑城以卫君”是我国古代产生都城的首要原因，那么也应该承认“筑坛以卫君”，即保护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也是明朝扩建外城的重要原因。而水陆交通的变化，居民的日益密集，商业贸易的发展则是天坛、天街附近街区形成的经济原因。经济与政治密不可分，从街区文化的渊源及其形成，将天坛、天街、天桥乃至崇文门附近的街区文化纳入“天坛文化圈”，自然也是名正言顺。
（本文摘自《200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阶段成果选编》）
今日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