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史研究：向着广度与深度继续扩展

        
    中国民族史研究：向着广度与深度继续扩展
    
    一、学科回顾
     中国民族史作为一门基础性学科，研究内容包括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国古今民族的族别史，各个地区的民族史，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专史以及民族关系史等。经过20世纪的百年历程，中国民族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已经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学科。
     中国的历史由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共同组成。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记录的主要是汉民族的历史，但关于少数民族的史料也相当丰富。甲骨文、金文、《诗》、《书》、《春秋》、经传、《竹书纪年》、诸子书以及《天问》、《山海经》等古代史籍中，就有关于先秦民族的许多记载。西汉司马迁在《史记》中始发其轫，开创了为周边各族撰写传记的体例，从此以后，历代相沿，转相承袭，二十四史中绝大多数都有关于少数民族的传记；《魏书》、《北史》、《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辽史》、《金史》、《元史》以及《清史稿》等，则分别记述了有关少数民族所建立王朝的历史。《吴越春秋》、《越绝书》、《华阳国志》、《蛮书》、《契丹国志》、《大金国志》、《蒙古秘史》、《云南志略》、《南夷书》等古籍，是我国古代民族史专著；大量的地方志以及通考、会要一类著作都记载着关于民族史的资料。此外，散见于文集、笔记、碑铭、野史中的各族史料也不胜枚举。许多以少数民族文字撰著的文献以及文物，更是研究中国民族史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料。
     及至近代，开始出现“民族史”这一专门术语。20世纪初叶，经过梁启超、王国维等学者的努力，逐渐建立起中国民族史这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几部《中国民族史》，但囿于时代的局限，这些著作大都比较简略，并且或多或少存在大汉族主义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族史研究取得显著的进展，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上得到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认识，不仅发表、出版了许多论文与专著，而且进行了许多有关民族史的资料收集、调查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20多年中，中国民族史研究更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树立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学风的基础上，许多过去被视为“禁区”的领域得到开拓，不少错误的看法得到纠正，新的观点、新的成果不断涌现，大大促进了民族史学研究的深化。
     进入新时期后，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成果累累，极为丰硕。在此期间，有数以万计的论文与专著问世，特别是55种少数民族简史的出版，更堪称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项突出成绩。这套少数民族简史的出版，使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了一本自身比较系统、比较科学的历史书。这些简史叙述了各个少数民族的来源、地理分布、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等，相当全面。这一整套少数民族简史的出版，对于增进各兄弟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加强民族团结，起了很好的作用；同时，也是对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一个总结，成为中国民族史研究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此外，在综合性民族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族别通史、民族专史等方面也有大批研究成果问世。这一时期，还出版了一些有关历代民族政策、中华民族凝聚力以及少数民族历史人物与事件的论著；几部大型少数民族历史工具书的出版，也是引人注目的成就；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翻译和编纂工作也取得突出的进展，出版了大量资料。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十分注意吸收国外关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成果，出版了相当数量的汉译本。近20多年来，随着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在中国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的研究、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研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和中华民族形成的研究、少数民族通史研究、少数民族专史研究、少数民族古籍、古文献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此外，加强了以往较为薄弱领域的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高句丽史的研究。年度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相关专著和一大批学术论文，无论是涉及内容的广度，还是学术探讨的深度，都有新的进展。有关民族史学理论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的研究是年度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发表了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在断代民族史、区域民族史、民族通史、民族专门史、边疆史、边政研究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民族专门史的研究正在成为民族史研究领域的主攻方向。
     中国民族史学科作为民族所的一个基础学科，专门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该研究室自1956年成立以来，尤其是在进入新时期的20多年中，全体研究人员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积极努力地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取得比较显著的成绩，在国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被列为重点学科之一。研究室的学术优势和学术特色在于：在对各地区、各断代民族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着重进行中华民族史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遵循着这个发展思路，牢固树立精品意识的原则，力争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至今，研究室成员已出版各类学术专著近8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500余篇。其中，获得中国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项；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项；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7项。由研究室人员承担完成业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历代民族史》（八卷本）、《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少数民族革命斗争史》、《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瓦剌史》、《蒙古族简史》、《藏族简史》、《满族简史》、《准噶尔史略》、《文海研究》、《西夏史研究》、《西藏佛教发展史略》、《西夏佛教史略》、《蒙古奴隶制研究》、《契丹政治史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清代民族关系史》、《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西蒙古史研究》、《肃慎悒娄合考》、《〈蒙古源流〉研究》、《西域和卓家族研究》、《民族与物质文化史考略》、《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近代壮族社会研究》、《清代民间宗教研究》、《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角厮罗———宋代的藏族政权》、《俺答汗评传》、《努尔哈赤评传》、《元昊传》、《完颜亮评传》、《金章宗传》等。工具书主要有：《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中国民族史人物辞典》、《辞海》（民族史卷）、《中国历史大地图集少数民族分布与迁徙图》等。
     二、学术成果及学术活动
     目前，研究室承担撰写的各级各类科研课题主要有：院重大科研项目A类课题“中国历代边政研究”和“蒙古秘史研究”，院重大科研项目B类课题“近代藏汉关系研究”，院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古代民族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16项所重点科研项目。
     2005年，研究室学术成果比较丰富，共出版罗贤佑主编的《历史与民族———中国边疆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管彦波的专著《云南稻作源流史》和《文化与艺术———少数民族头饰研究》等、秦永章的专著《甘宁青地区多民族格局形成史研究》和《日本涉藏史———近代日本与中国西藏》、周峰等的合著《辽西夏金史研究》和罗贤佑的译著《突厥世系》，以及论文约50篇。
     学科的对外学术交流活跃，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和个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曾多次组织召开过各种类型的学术研讨会，如“海峡两岸中国民族史研讨会”、“海峡两岸藏学会议”、“中法藏学会议”、“西部开发与民族史研究讨论会”、“纪念西藏和平解放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近代少数民族革命史研讨会”等。这些会议都取得良好的效果，学者间通过交流在学术上起到很大的借鉴互补作用。研究室坚持开展内部学术交流，聘请外单位同行专家作学术演讲。2005年正式建立了“民族史论坛”，邀请了国内外有较高知名度的专家作学术演讲，并在网络媒体上做了宣传。为纪念著名民族史学家翁独健先生百年诞辰（2006年），学科作了积极筹备，与海内外相关研究机构与个人积极联系，并已开展了纪念文集征稿工作。
     三、今后的研究方向
     学科今后的研究方向将继续坚持对策性研究与基础性研究并重，把学术取向与社会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课题研究的重点主要包括：
     1．继续深入开展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和历代民族政策及边疆政策研究。当前，世界民族矛盾普遍激化，民族主义浪潮蔓延，国际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矛盾、种族纠纷、宗教冲突明显加剧。加之，国际反动势力历来都是利用民族、宗教及边疆问题进行颠覆和分裂活动。因此，民族问题是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关系及多民族国家内部稳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56个民族的紧密团结，不断巩固国家的统一，有必要大力开展对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边疆政策的研究。通过深入探讨我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各民族之间发生的各种关系，以及历代民族政策、边疆政策的利弊得失，为完善当前我国的民族政策和巩固与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有益的借鉴。
     2．加强中国民族史学理论和中国民族史学发展史研究。这是民族史研究领域比较薄弱的一个方面。今后应重视这方面的研究，组织力量对民族史学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的探讨，从理论层面上总体分析，宏观把握，寻求规律，总结特点，争取在中国民族史学宏观理论方面能有所建树。中国民族史学发展史的研究同样也是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比较薄弱的一个方面，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具有充实的资料基础。在我国浩繁的古代汉文文献到近现代大量著述中都有关于少数民族历史的记载，以少数民族文字写成的历史文献也十分丰富，依据汉文资料和少数民族文字史料撰写一部中国民族史学发展史完全可行，对于科学地总结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开展中国民族经济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地域分布辽阔，且多为边远地区。历史上各个民族由于居住环境及社会发展条件与过程不尽相同，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建国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总的来看，主要是少数民族分布的西部地区的发展还相对滞后。这种状况既有现实的种种因素，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以往学术界对中国民族经济史的研究虽然有所成就，但还大有拓展的空间，今后还需进一步研究各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诸种原因，提高对中国各民族经济发展历史的总体认识水平。在这个研究领域，大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对社会形态和生产关系的研究；对物质生产形式的研究；对民族贸易、各民族经济交往的研究；综合性民族经济史的研究。搞好这项研究，可以使人们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在深层次上为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4．开展中国古代民族迁徙史研究。中华民族今天的分布格局是在不断变动中形成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乃至自然条件的变化等因素造成了数千年来各族频繁迁徙，错居杂处以至融合为一体，这其间既有边疆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的内迁，也有汉地居民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外移，呈现出一种互动的趋势。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所以能够密切接触，彼此渗透，相互融合，从而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程度，民族迁徙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论述尽管也见于一些史学著作，但系统性、专门性的研究还大有发展的余地，今后应在以往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深化这一主题的研究，争取更有新的建树与突破。
     5．加强对藏族史和新疆信仰伊斯兰教民族历史的研究。长期以来，某些西方人士一直利用达赖集团制造“西藏独立”，企图分裂中国；新疆的泛伊斯兰主义势力也很猖獗。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要进行一些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以具体史实来阐明政治观点和政治立场，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反对民族分裂、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产品。同时，还要积极开展一些基础性学术研究，充分利用汉文与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及国外资料，进行藏汉关系等方面的专题研究，力求在学术上有所推进与突破。
     6．进一步做好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历史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充分利用现代化科研手段，建立健全研究室的文献资料库，完善这种基础性工作。要组织力量翻译少数民族史料与域外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的史料。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快建成中国民族史学专业性的信息网络。（罗贤佑扎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