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多中心结构格局
都市区一般包括两部分，即一定规模的中心城市和与中心市具有紧密社会经济联系的外围地域。据此及京津冀地区的区域类型，在考虑到城市行政区的前提条件下，将都市区的基本结构类型归纳为五种，即连续同心圆圈层模式、非连续同心圆圈层模式、跳跃同心圆圈层模式以及混合同心圆圈层模式、及“飞地”母子型同心圆圈层模式。连续同心圆结构反映了都市区的空间结构和经济结构都比较符合伯吉斯的“同心圆”结构模式；从内而外依次是生产性服务业、一般服务业、工业和农林牧渔业，或者一般服务业、工业、农林牧渔业等。非连续性的同心圆圈层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都市区自身的不成独立体系，如邢台、邯郸等从（次）核心区圈层直接过渡到边缘圈层，中间缺少外围圈层，这一模式源于这些地区工业化水平相对滞后，此外，天津、沧州等也属于这种类型。跳跃式的同心圆圈层模式，如保定、唐山等，从城区到外围是“发达—不发达—较为发达”的空间和经济结构，一方面反映了中心城市功能的过渡集聚，另外一些情况则可能暗示了都市区之间作用的“断裂地带”，如保定与北京、廊坊与天津和北京之间的一些相对发达的县级市等。混合同心圆圈层模式主要反映了都市区空间结构的非完全同心圆模式，其原因可能受到自然因素的不均质、经济因子的不均衡等的作用。母子型同心圆圈层模式：跳跃同心圆圈层模式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亚模式”，在京津冀地区，由于采掘业的发达，许多矿区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居民点，与中心城市构成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如石家庄-井泾矿区、承德-鹰手营子矿、邯郸-峰峰矿区等。
京津冀地区的都市区空间组合结构呈现的“多中心结构”特征：①京津塘城市走廊初步形成，但整体而言京津冀地区主要都市区并未完全连绵成片，全球城市区域尚处于其初期形成阶段；②区域空间结构呈现层次性特征。其一，围绕着京津城市走廊，周边城市开始与之初显连接，包括保定、张家口、承德与唐山、沧州、秦皇岛等。其二，其它都市区空间分布尚还孤立零散，包括衡水、邢台、邯郸和石家庄等。作为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系统，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域仅仅包括北京、天津、廊坊、沧州、保定、张家口、承德、唐山和秦皇岛等相关地区，空间格局上呈现“双核、一带和两轴、多中心”的结构特征。
“双核”——北京和天津是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域发育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其“圈层辐射力”和90年代以来“外向型城市化力”一起造就了“一带”——“（北）京-廊（坊）-（天）津-塘（沽）走廊带”。“两轴”则包括传统的山前城镇密集轴（即北京-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太行山脉前地区，北京-蓟县-遵化-秦皇岛的燕山山脉山前城镇密集轴，都是传统的北富冲积扇的相对富饶地区）、沿海新兴城镇密集轴（秦皇岛-京唐港-曹妃甸港-天津港-黄骅港为主要节点的城镇密集轴）。
沿海伴随着区域性交通体系的完善以及核心区功能置换，沿交通走廊地带的城镇成为新的发展轴线极点。如沿京广走廊的城镇发展轴、京沪走廊的城镇发展轴、京沈走廊轴、京张走廊轴和京承走廊五条发展轴线上的形成了保定、沧州、唐山和秦皇岛、张家口、承德等6个外围都市区。“双核、一带和两轴、多中心”的空间格局形态反映了城镇和经济发展的“圈层扩散+轴线推进”特征，也是未来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域发育和发展所依赖的重要路径。
总的来说，全球城市地区的空间结构和形态可以归并为如下四种，以单个巨型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城市集群区域、城市走廊型区域和都市连绵区型区域。就京津冀地区来说，其空间结构和形态是由多种不同类型“拼贴”而成，其中核心地区-京津塘都市密集区为城市走廊型区域向多中心都市连绵区型区域的过渡形态和结构，外围则由相对离散的城市节点——保定、唐山、秦皇岛、沧州和张家口等构成城市集群区域。
二、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多中心结构变迁
第一，从整个京津冀地区层面来看。区域核心地域——京-廊-津-塘人口增长最为显著，属于京津冀地区的高速增长区域；由核心地域向外围地域人口呈现“圈层式”递减特征，其中第一层次包括廊坊市域、沧州市域、保定东部地区以及唐山的大部分地区，人口；第二层次包括保定西北地区、张家口南部地区、承德东南地区以及秦皇岛的大部分地区，在此区域总人口变化不甚显著，区域结构演变相对缓慢；第三层次则包括张家口与承德北部、秦皇岛青龙自治县等，总人口呈现较大的负增长态势，因此为京津冀地区的落后发展地区；枢纽型区域——区域港口所在单元呈现明显的人口增长态势，包括沧州的黄骅、天津的滨海区、秦皇岛的海港区等。
第二，从京津冀地区地级市层面看。（1）秦皇岛、沧州、承德、张家口、保定、廊坊等各市中心城区基本呈现较明显的人口增长态势；北京、天津内城区人口呈现负增长，北京尤其明显；虽然资源型城市——唐山中心城区人口增长态势相对较低；（2）各地级市外围地区：除了北京、天津外，其它各地级市的外围县市区基本上人口变化不大或者人口呈现负增长状态。
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核心城市——北京和天津，以及核心区域——京津塘密集区处于城市区域发展过程中的“多中心结构形成”阶段，随着城市逐渐膨胀，外围的向心内聚倾向减弱，卫星城市逐渐出现，区域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而其外围区域和外围离散城市则处于“离散阶段”，除了个别中心城市的经济职能外向化迅速发展外，其余城市间联系较为薄弱。
三、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多中心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
京津冀全球城市地区区域重构机制具有全球城市地区的一般特征外，也有其特殊性。一般的动力机制包括：有利的国际环境、优越的国家宏观环境和良好的区域条件；人才与技术条件、资金集聚；城市的集聚与扩散、非农化过程；区域交通走廊的轴向促进……。从地理系统角度看，京津冀全球城市地区的形成和演变的动力机制具有其独特性：
1. 京津冀区域整合进程加速。交通一体化成为京津冀区域整合的“先锋”，如京津城际快速交通的规划建设，京津磁悬浮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部分已经展开，在旅游、科技等方面的一体化进程也逐步加速。对比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的区域整合进程，当前京津冀地区区域整合进程的力量更为复杂和多元化，既包括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如发改委、建设部、交通部等组织的区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港口群规划、城际铁路建设，如滨海新区纳入到国家战略；也包括地方政府间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当然更重要的是，这种区域整合的力量也更多的开始显示出从“制度力量”驱动向“市场力量”驱动的变化。
2. 新城建设和核心城市（Core Cities）的区域带动作用凸现。（1）集聚和扩散机制。在北京、天津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一些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已在进行跨行政区梯度转移。同时，京津冀地区也存在着产业链双向延伸现象，即由北京企业将生产环节迁移到周边地区，又有周边地区企业将研发、营销以及企业总部落户北京、天津。（2）新产业区。1984年以来在北京和天津已经陆续出现一系列科技园区和高新开发区，包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关村科技园区（一区五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这些新产业区已经成为核心城市辐射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推进器；（3）郊区化和新城建设。北京与天津内城区的人口年变化率为负值，而其郊区人口激增，新城建设已成为郊区化趋势下北京、天津城市建设的重要策略。
3. 边界型区域（Border Regions）的发展。京津冀地区经济比较活跃的边界区域主要包括“核心城市型边界区域”和“核心地域型边界区域”两大类。其中核心城市型边界区域包括保定濒临北京的高碑店市、涿州以及廊坊市濒临北京和天津的香河、霸州等。核心地域型边界区域主要是京津冀走廊内部及其外部的区域，如整个廊坊市、保定东部地区、唐山西南部地区等等。这些边界型地域由于其优越的宏观区位条件以及企业微观选址条件，吸引了大量的国内外企业的资金投入，出现了竞争力较强的廊坊开发区、燕郊开发区、香河开发区、以及霸州、高碑店等开发区。1980年以来，世界500强在京津冀地区的投资开始较多的关注廊坊、高碑店以及涿州等边界型地域。这些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全球区域的形成和区域结构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4. 沿海门户枢纽型地区——港口城市的区域牵动。京津冀地区的海岸线上有一系列重要港口，目前在发展和定位上存在一些矛盾，如港口群对背后腹地的服务重叠。虽然如此，从京津冀地区区域结构和重构特征来看，港口城市秦皇岛、天津以及沧州的黄骅港、唐山的京唐港和曹妃甸客观上扮演着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枢纽和窗口，逐步形成了“依赖港口码头的开发区或新区-主城区”的“双核结构”模式，如黄骅港、黄骅开发区与沧州，唐山港、海港开发区和唐山城区，塘沽港、滨海新城与天津城区，甚至是“秦皇岛港口-北京”，“唐山京唐港、曹妃甸-北京”、“天津港-北京”的区域“双核结构”。
5. 地域系统分工与协作再次得到强化。京津冀地区曾经是个很好的地域系统，唐山以能源、材料为主；天津是港口，发展对外贸易、物资交流、商业和加工业；北京是一个文化、旅游、行政管理的城市。由于种种原因，相对良好的地域系统失衡。近来，滨海新区纳入国家战略，环渤海湾地区港口群的逐步成型，秦皇岛、唐山、天津乃至黄骅等沿海城市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或发展，成为京津冀地域系统分工和协作强化的催化剂；总部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新产业区、创新体系、创意产业等发展则使得“首都圈”趋向系统化和有机化；另外，在经济较为落后的河北省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产业集群集中地，如承德、秦皇岛地区的食品、饮料制造业，廊坊地区的家具业集群，保定、石家庄和沧州地区皮革、纺织、服装业集群，石家庄、邯郸地区的建材业集群等等。伴随区域交通体系的完善，核心城市和地域的圈层辐射力量在沿海地区、交通走廊地区聚集积淀，京津冀地域系统分工合作再次得到强化。
总之，从全球城市区的“全球性（Globality）”和“地方性（Locality，或区域性）”，上述的动力机制反映了京津冀全球城市区多中心结构演变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特征。
（本文摘自《2007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阶段成果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