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之“新”义

  
  
     
    江湄在《史学月刊》2008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梁启超的《新史学》介绍了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是我国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转型的宣言书。梁启超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貌合神异，内涵一套将儒家哲理、大乘佛学和现代化论融合起来的历史观、世界观与人生观。而他后来怀疑进化论、否定历史因果律的思想转变，不能完全归因于新康德主义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他自觉认识并澄清自己的“新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思想界限。
     梁启超曾论及中国近代化三期及其代表人物，将自己与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归为第二代，说他们“只会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够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他们这一代启蒙者往往以外来新知为动力，从中国思想传统内部的异边缘寻找资源，形成杂糅古今、会通中西的思想风貌。其对外来新知的接受往往是“格义”式的，即一面用“传统”因素解释外来新知，使外来新知“本土化”；一方面又使“传统”获得新的阐释而发生现代型的变形。
     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创立者，以往研究者往往强调其“新史学”之“新”义，在于移植西方科学史学于中途，但我们也要注意其“新”同时也是对传统历史观念与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他能在西方思潮的启发下，焕发原有传统思想，其弊病则在于对西方新思潮做浮泛皮相的采用。而当我们把他放在“中国现代史学史”的第一章，并在史学科学化的发展线索上安排其“新史学”的位置，则意味着他的“新史学”仅是中国现代史学的初级阶段而已，“新史学”的意义似乎仅在于首先传播了科学史学的常识，不久也就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