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宏观经济分析越来越不可能将国际经济环境排除在外，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也因此显得更为重要。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可以看作封闭体系中宏观经济分析的拓展与补充。在开放条件下，一个经济体能够同外界进行要素、商品及货币的交换，从而其宏观经济运行规律可能和封闭状态下有所不同，这就构成了对这一领域进行专门研究的必要性。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要素、商品及货币在不同经济体之间流动所受的限制对某个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做出评价，进而决定它是否适用于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开放”与“封闭”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之间的关系：如果把自己看作地球村的居民，那么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封闭”条件下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很难将全球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处理，因为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要素和商品流通的障碍、货币与行政体系的分割乃至生产技术和偏好的差异。根据这一思路，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存在的理由实际上是区域经济之间的异质性，或者说它的产生并非由于封闭经济的扩展，而恰恰是由于它的收缩。上述两种视角对于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而言是完全等价的，但是它们之间的差异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研究范式的演化。
     一、古典经济学范式与凯恩斯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主流经济理论是古典经济学，在这一信奉价格机制的理论范式中，各国价格水平的灵活调整和贵金属货币的自由流动足以保证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种自我调节理论的一个先驱是大卫·休谟（Hume,1752），他提出了著名的价格－贵金属货币－流动机制：贸易顺差（逆差）导致贵金属货币流入（流出），进而促使国内物价上升（下降），贸易条件改善（恶化），最终恢复外部平衡。虽然这种无摩擦的国际经济理论显然过于理想化，但是它直到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一直居主导地位，而国际间的贵金属货币流动也相应地成为外部平衡关注的焦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剧烈的变动，金本位制解体，各国纷纷实行货币贬值以改善国际收支。在这种情况下，休谟的自动调整机制显然失效了。另一方面，“凯恩斯革命”则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提供了新的范式。值得注意的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当中凯恩斯并未涉及开放经济的分析。在新的经济理论尚未被人们所了解的情况下，集中探讨封闭经济中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最优策略，但这种做法是有代价的：当后来的经济学家应用凯恩斯模型进行开放经济分析时，他们通常都采用了一个简便途径———直接在其中添加国际交易部分———而不是对模型进行系统的改造以考察国际贸易和收支对于其中行为关系的影响（Kenen，1985）。导致这一现象的另一个原因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本身更倾向于是一系列思想的集合而不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因此“添砖加瓦”式的改进也就成为了后继者发展这一理论时很自然的一种方式。
     二、弗莱明 蒙代尔模型
     以Metzler（1942）在《Econometrica》发表的论文“国际贸易中的非充分就业均衡”为标志，Alexan鄄der、Laursen、Machlup、Metzler、Meade、Robinson等人开始将凯恩斯理论框架应用于国际经济问题，而工资与物价刚性和非充分就业均衡则成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特征。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就是无限供给弹性条件下的货币贬值效应（马歇尔－勒纳条件）和“乘数效应”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拓展（吸收方法）。不过在这些早期研究当中，原来在古典经济学范式中居于中心位置的货币因素却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Fleming（1962）为深入地分析了这一问题，他在标准的IS－LM模型中引入了国际资本流动以考察不同的汇率体制对于货币与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Mundell（1960、1961a、1961b、1962、1963）也在一系列论文中独立地改进了Meade的工作，强调货币部门的作用并考虑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动态效应。
     Fleming和Mundell的工作被总结为Fleming－Mundell模型并成为之后数十年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标准框架。Fleming－Mundell模型是凯恩斯理论在开放经济领域的映射，它具有典型的凯恩斯式特征：工资与价格存在刚性并且产出由总需求决定；但另一方面，它又部分地复活了大卫·休谟的思想：它重新引入了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并且再次将国际资本流动放到分析框架的中心位置。根据Fleming－Mundell模型，在固定汇率体制下，增加（减少）货币供给所导致的国内利率下降（上升）会推动国际资本流出（流入），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卖出（买入）本国货币并购买（卖出）外国资产，于是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稳定就必须进行相反的货币市场操作，这就抵消了最初的货币政策；而在浮动汇率体制下，财政扩张（收缩）将引起国内利率上升（下降），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流出），这一过程中的货币市场操作使得本国货币升值（贬值），相应的净出口下降（上升）则抵消了最初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在Fleming－Mundell模型的极端情形———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小国开放经济———当中，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别在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体制下完全失效。上述分析的一个直接政策含义就是著名的“三元悖论”：独立的货币政策、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这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针对内外平衡之间可能的冲突，Mundell提出了“有效市场分类”原则，将货币政策与外部平衡联系，财政政策与内部平衡联系，从而确保每一目标和对其具有最大影响力的政策工具相配合。
     Fleming－Mundell模型由于其简单和直观而受到了广泛的青睐，尤其是在国际经济政策分析领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是这并没有使它避免人们的批评。总体上看，对于Fleming－Mundell模型的批评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针对模型本身的一些特定假设（例如把国际资本流动速度设定为国内外利率差的函数）的批评；另一部分实际上则是对其母体———凯恩斯理论———批评的衍生物。
     三、动态宏观分析的兴起
     除了对现有模型的改进，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框架变革的核心动力仍然是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的更替。自1970年代以来，运用代表性当事人的跨期最优决策来重建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已经成为重要的趋势。这种趋势也同样反映在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当中。早在1960年代末，Bardhan（1967），Hamada（1969）和Bruno（1970）等就尝试过将增长理论应用于开放经济，而在1980年代，Buiter（1981）、Obstfeld（1982）、Sachs（1981）、SvenssonandRazin（1983）等运用跨期最优决策框架对经常项目的动态进行了分析。这类研究的背景除了宏观经济理论范式的变化之外，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是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所导致的国际收支失衡，它使得如何对外部冲击做出最优动态反应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是无论经典的货币数量模型或凯恩斯模型在这个问题上都不能给出有效的分析（ObstfeldandRogoff，1995a）。在经常项目的跨期模型中，开放经济内的居民通过与外部世界的跨期交易来平滑其消费和投资路径，因而外部利率和其他参数的变化就会影响其经常项目的收支平衡。与经常项目的跨期优化分析紧密相联的另一类研究是国际经济周期模型。1990年代，Backus，KehoeandKydland（1992、1994）将KydlandandPrescott（1982）开创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推广到了开放经济情形。他们的模型与经常项目的跨期模型非常相似，只是其中加入了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典型特征———代表性当事人的收入－闲暇替代———并且在研究目标上更关注技术冲击对于经济波动的影响。
     无论是经常项目的跨期优化分析或者国际经济周期模型都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打开了新的视角，它们所给出的很多结果是传统的凯恩斯分析框架所无法获得的。但同时它们的局限性也非常明显。正如很多批评者所提出的，这类均衡模型在本质上是长期模型，它们不适用于分析汇率变动等短期问题。因此，这类模型还远不足以替代Fleming－Mundell式的凯恩斯模型而成为新一代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框架。或许它们的重要性在更大程度上是作为一个基准模型，用以说明需要在哪些地方引入新的假设。与此同时，这些建立在严格微观基础上的探索也在研究方法上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的推出做了准备。
     四、新开放宏观经济学
     Obstfeld和Rogoff的经典论文（ObstfeldandRogoff，1995b）为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给出了一个新的基础框架，它被称为新开放宏观经济学（newopeneconomymacroeconomics）。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完全可以看作新凯恩斯理论在开放经济情形中的拓展，它的模型也具有后者的所有特征：基于跨期最优化决策的动态一般均衡、垄断竞争的生产者、工资与价格的名义刚性和随机冲击。在和开放经济相关的设定上，模型假设有两个国家，它们各自生产一系列不可完全替代的消费品当中的某些种类，世界贸易市场是无摩擦的，存在一个自由的世界资本市场，因此模型中的商品遵循一价定律并且具有统一的世界利率水平。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模型的新凯恩斯结构决定了其中的货币是非中性的。永久性的正向货币冲击会提高国内的产出与消费水平，改善贸易条件，降低实际利率，但是汇率的超调现象则消失了。通过基于代表性当事人效用函数的严格福利分析可以看到，货币扩张提高了两国的福利水平。不难发现，新开放宏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重现了Fleming－Mundell－Dornbusch模型分析的结论，但是也有一些区别，尤其是两个国家都从本国货币扩张中同等受益这一结果和以往的直觉大不相同，这也体现出了微观基础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性。
     继ObstfeldandRogoff（1995b）之后，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拓展。综合来看，这些改进也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实际上是针对新凯恩斯框架母体的改进，如价格刚性设定上的变动、不确定性的引入、偏好和生产技术的改变等等；另一部分则是针对模型的开放经济特性，如引入不同市场的价格歧视、改变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等等。很显然，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是与新凯恩斯理论体系本身的推进密切相关的。同时，它也受到了与对新凯恩斯体系的批评类似的指责，如过分重视分析的严格性而忽略了它的现实性，某些结论对模型的参数设定过于敏感等。此外，与理论研究上的繁荣相比，对新开放宏观经济学的经验实证仍显得非常有限。在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新开放宏观经济学能否成为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新一代的基础框架，但不可否认，这确实是一个极富希望的方向。
     五、对未来的展望
     正如Obstfeld（2001）所指出的，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通过两条途径不断向前发展：一是主流微观与宏观经济理论最新技术与研究范式在开放条件下的运用；二是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对开放经济中经典问题的深入研究。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主线。在未来，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分析前进的动力仍会来自于理论和经验这两个方面。对于前者，我们已经看到随机网络分析等最新技术在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应用；对于后者，欧元区的启动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及其效应的区域不对称性再次成为热点。面对着日益活跃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应用，我们相信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分析在未来一定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程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