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理环境特色：沟通与交流——雄踞北国，四通八达
北京地处燕山南麓，“左负辽海，右引太行”，南压华夏，雄踞我国北方；同时还有历代建造的万里长城，“喜峰、居庸，拥后翼卫，居高驭重，临视乎六合”。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地区地处我国三大地理单元——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和蒙古高原的交接点上，“东西贡道，来万国以朝宗”，成为沟通三大地理单元的中间站，也是几千年来中原农耕文明与欧亚草原文明碰撞、融合的最前沿。从而导致了中原农耕民族与蒙古草原民族以及东北民族的冲突与交流、统一与融合，使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民族环境特色：从冲突、交融走向统一，从你死我活到同舟共济，荣辱与共
北京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交界处，是华夏族、汉族和北方少数部族共同生活的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门头沟区东胡林人遗址、房山区镇江营遗址、上宅文化遗址出土的文物一方面具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征，但也有明显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当历史刚刚跨入文明时代时，传说中的黄帝曾联合炎帝与九黎族进行了涿鹿之战；后来又与炎帝进行了阪泉之战，战胜了炎帝。从此炎黄二族融为一体，组成了华夏族，占据了中原一带；夷、狄、苗、蛮等少数民族则被迫居于祖国的边疆。
自夏代开始，中国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一时期的北京地区居住着多个族群，呈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中原农业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的代表性器物共存，构成了三千多年前北京地区青铜文化的特色。周朝时，北京地区得到一定的开发，燕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但多民族和平共居，则是这一地区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在燕山地区发掘的春秋战国墓葬数百座，尤其是北京延庆县军都山墓地，出土了成批具有北方少数部族特征的器物。春秋时期，燕并蓟，移治蓟城。
秦始皇统一中国，蓟为广阳郡治所。为防御北方匈奴人南侵，秦朝修建了万里长城，蓟成为北方的军事重镇。自汉至隋，此地或为燕王、广阳王封地，或为幽州。隋朝时曾改名为涿郡，隋炀帝修通大运河，涿郡成为运河的北端，从此进一步促进了这一地区的发展。隋炀帝三侵高丽，蓟成为兵马粮饷集结之地。唐太宗东征，也是在蓟城南郊誓师。后来安禄山出任范阳（即幽州）节度使，正是依靠这一地区的经济、军事实力发动了安史之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和北京地区的历史进程。此后，这一地区成为汉族、突厥、契丹、奚、靺鞨、室韦、高丽、回纥、吐谷浑等各族人民生活和劳动的地方。
自五代、宋朝时起，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后期，中原王朝势力衰弱。与此相反，北方、东北方的少数民族却相继发展壮大起来。后唐的节度使石敬瑭甘心充当儿皇帝，将包括北京地区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献给了契丹，从此中原王朝失去了北方的屏障，辽朝却成为中国北方强大的政权。辽以幽州为其南京，改称析津府。在辽的五京当中，南京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实际上已经成为北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辽南京是在唐幽州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社会发展程度、繁华富庶居辽五京之首。而以南京为代表的燕云农耕区，不仅是契丹“番汉分治”的统治中心和贸易中心，也是契丹人汲取汉族文化，南下逐鹿中原的基地。契丹兼并燕云十六州后，设南面官与北面官，“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北面官负责契丹、奚族等事务，南面官分管汉族事务，并在南京设置留守作为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辽南京传统的生活方式渗入契丹草原文化的因素，产生了面貌一新的城市文化。随着南京在契丹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逐步提高，作用与影响也由地区性的行政首府逐步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
1153年，金海陵王完颜亮迁都北京，改称中都。女真人分批迁入中都和中原汉地，与原辽、宋各族杂处错居，逐步汉化，接受了农耕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其中多数人“浸忘旧风”，“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它说明，海陵王迁都中都促进了当时的改革，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从而为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奠定了基础。
元朝与清朝也都是我国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要想有效地统治全国，必须与汉族的统治阶级结成联盟，并且不能以他们的龙兴之地作为全国性的首都，无论是东北的会宁府、沈阳，还是漠北、漠南的和林、开平，都不足以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多民族国家之都；甚至河南的开封、江苏的南京也不能很好地完成勾通南北、团结各族、统一全国的任务。850余年的历史证明，只有北京才是最合适的“民族融合，祖国统一的中华之都”。
三、城建规划特色：汉制为主，联合共建
董家林古城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古城址。战国时期，七雄之一的燕国统辖疆域达到极盛，商贸经济遍及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蓟城是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当时中国的名都。从蓟城到广阳郡再到幽州，其城市建筑主要受中原的影响，基本上是一座方方正正的城市，它为辽代南京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938年，契丹（辽）升幽州为南京，拉开了北京都城历史的序幕。1151年，海陵王下诏迁都，令张浩等在燕京故城的基础上，参照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改造、扩建新都城。1153年3月，海陵王正式迁都燕京并更名为中都。为对新都起到固本培根的作用，1154年又将金祖宗陵寝迁于中都。海陵王迁都不仅是北京建都之始，客观上也适应了经略中原和民族融合的需要，对金的发展和燕京地区的开发具有积极意义。
13世纪后期，至元八年（1271年），正式建国号为大元；次年，改中都为大都;至元十六年(1279年)统一中国。从此，大都城就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而闻名于世。大都的总体布局，采取了传统的以宫为中心的分区规划机构形式。在规划格调上，则因据太液池和积水潭确立宫殿及主体市场的规划位置，形成了宫南市北的格局。元大都的规划与布局在一定程度上把儒家政治理想的蓝图付诸实现，即：“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北京旧城的城建规划是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最后经典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并为世界所少见。
1421年，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从此，中国的中央王朝（明清）数百年来定都于此。北京的城建规划突出反映了如下几大原则：
辨方正位，为天下本；中轴布局，左右对称；象天法地，敬天法祖；阴阳八卦，天地相合；龙的世界，君权神授；阴阳五行，象形化生；城门宫殿，取意乾坤；九坛八庙，阴阳相交。
四、宗教文化特色：海纳百川，众教并存
应有尽有、和谐共存，是北京地区宗教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佛、道、儒三教合流，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含天主教）、萨满教乃至民间信仰的小宗教等，在北京地区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建筑或一定的遗迹。
魏晋时期，佛教开始传入蓟城地区，蓟城成为佛教重要的聚兴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潭柘寺和北魏太和造像，民间素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北周武帝灭佛并未波及幽州地区，隋唐时期幽州创建了许多新的佛寺、经幢、佛塔及造像，尤其是房山石经的镌刻，使幽州成为中国北方佛教的传播中心。此外还有房山坨里乡万佛堂、悯忠寺（今法源寺）等。
契丹族原来信奉原始的萨满教，随着王权的确立和统治的需要，佛教在辽地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南京地区佛寺众多，名僧云集，寺院经济空前发展。《契丹藏》的编校雕印、房山石经的续刻，是当时佛教盛行的反映。辽朝还兴建了一大批佛寺，如西山大觉寺、京西马鞍山戒台寺、云居寺北塔、南塔、天宁寺塔等。
从元朝成吉思汗、忽必烈起，就尊重各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允许各种宗教在元朝的首都自由收徒传教，自行建筑庙堂、宫观、礼拜堂和清真寺等，它们是北京地区民族交融及中外交流的历史见证，也是兼容并包的中华帝都文化的文物遗存。它促进了宗教文化的繁荣。
明朝的北京，一如前代，多种宗教盛行。清代统治者对宗教的政策也是兼容并蓄，寺庙宫观遍布京城内外。对藏传佛教尤为尊崇，兴建了许多喇嘛庙。其中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庙宇，是蒙、藏地区活佛僧众在京礼佛的主要寺院。
伊斯兰教建筑则有东四清真寺、马甸清真寺。天主教建筑有南堂、东堂、北堂、西堂等。
在北京的历史上，虽然也曾经出现过佛、道之争，但北京地区的各教各派基本上是相安无事、互相尊重、互不干预的。宗教与民族之间的互相尊重、交流、融合，应该是解决民族矛盾、宗教冲突、建立和谐社会的比较理想的办法，北京地区宗教与民族的和谐相处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五、民俗民风特色：多元化、多层次，四方会同，垂范九州
北京地区的民风民俗自古以来就与中原地区有明显的区别，比如燕地的婚姻习俗明显与中原不同，其音乐、舞蹈也具有边疆地区的特色，《管子》说“其民愚赣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吴子》曰燕人“好勇义，寡诈谋，故陈守而不走”，所谓“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正是春秋战国时这一地区的民风特色，而纵横家、方仙家的出现则使这一地区在诸侯争雄和百家争鸣的过程中被中原诸侯刮目相看。到秦汉时期，这一地区仍然被视为北国，其民风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汉书·地理志》说：“燕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至隋唐时燕地文化已相当发达，先后出现了高适、贾岛等著名诗人；辽代的南京城自秦汉以后，中原文化顺利地在此传布，从而形成知礼义、讲淳朴的风习。与此同时，大量北方各族人口的不断进入，又带来了北方各族的不少习俗：义勇、仗义、豪放等道德观念，二者实现了有机结合，形成特有的风尚；金朝迁都北京，以及女真屯田户大批南迁后，女真人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乃至节庆信仰方面逐步与汉族接近，进一步忘掉女真旧风，形成了民族文化融和的局面；至元明清时，北京地区的臣民已经是“辇毂之下，亲承日月之末光”的天子脚下的百姓，其民风民俗自然也变成了“首善之区”的上等风习了。但由于这里集中了全国各地的各个民族，故而民风民俗也体现了多元化多层次的特点。
《北京文化史》的《民俗文化史卷》概括了北京民俗的五大特色，其一认为北京民俗是多民族长期融合、凝聚的结果，它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内涵；其二是民族、信仰的多元化和社会结构的多层次，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多元化、多层次的风俗民情；其三是北京民俗作为民族文化的根与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政治的变革和经济文化的发展，其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变化、充实和更新；其四是北京民俗文化大多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其中封建礼教的束缚和影响比较突出；其五，北京是我国近千年来的首都，是历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人文荟萃，故而民俗风情也具有较高的整体水平。
六、文物遗存特色：多元一体，集珍荟萃，东方明珠、世界之最
北京地区的地下遗存无比丰富，从五六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到四五万年前的新洞人，两万六七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再到两万年前的王府井人，一万年前的东胡林人，以及代表新石器时代的上宅文化、镇江营一期文化、雪山一期文化等，它不仅说明北京的历史源远流长，北京地区不仅地面文物古迹众多，而且地下的文物埋藏也十分丰富多样，贯穿了从远古到近代的文化遗存层面，这在国内外城市考古中也是很少见的。
北京地区的文物古迹已有一千余项被确定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包括5项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60余项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0余项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又确定了40片历史文化保护街区。自古至今，国内外人民向往北京，对于北京的文物古迹曾有“燕京八景”、 “北京十大名胜”、“北京新十六景”以及“北京名胜世界之最”等种种说法，它充分说明北京地区的名胜古迹的确有不少东方明珠、世界之最。
七、经贸文化特色：保证供应，服务宫廷，老字商号，名满京城
北京地区的经济与商贸文化也具有明显的特色：以崇尚“仁、德、礼、义”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为立身之本，从商之源，在经商中坚持诚信为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同时又冲破了儒家言义不言利的道德樊篱，建立起重利尚义的价值观，恪守商业道德，不以利害义；中国传统的官本位社会现实又使中国商人在文化观念上表现出迷恋权力的趋向。此外，悠久的历史和京韵文化也打造了京商文化鲜明和独特的异质性：“和”文化造就了京商的平和与稳重，恬淡和安闲；礼仪之都的繁缛礼节被京城的商人们所发扬，使北京商人以热情周到、有礼有节而著称；北京的商人们重视规则，大多数店铺都逐渐形成了较为严格并必须共同遵守的基本的商业行为规范；老北京商人在经营中还处处体现着浓浓的人情味，把友情的相互渗透、彼此交流作为维系良好生意的最佳方式；作为著名的文化古都，北京浓厚的文化氛围自然造就了京商浓厚的文化底蕴。
老北京是一座消费城市，是五方杂处、人文荟萃之地。在元朝，大都人口就已有数十万，为解决吃饭问题，每年要通过运河和海运从南方运粮一百万到三百万石。至清朝光绪年间，八旗人口即达20余万，他们“不士不农不工不商”，完全靠政府养活。在北京这座以官员贵族为主的消费城市中，保证供应、服务宫廷是经贸事业的主要任务，而商人、手工业者也将为皇帝、官员、贵族服务作为谋生、赚钱的主要目标，于是先后出现了一批又一批手工业作坊与商号，其经营范围包括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如药店茶庄、饭店小吃、食品百货、文化娱乐等各行各业。其中有些店铺商号世代相传，名声越来越大，被人们称为“老字号”。应运而生，与时俱进，济世养生，满足官民之需，是它们创业和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名牌意识，绝技绝活，一招仙吃遍天，是它们成功的主要诀窍；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合股或独资经营，世代相传，是它们主要的经营模式；以质量求生存，以技艺超群求发展，“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是它们世代相传的座右铭和职业道德。它们是老北京帝都文化的缩影，其经营观念、商业道德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如今，这些老字商号不仅在服务首都、带动全国乃至影响海内外方面大显身手，而且成为北京文物古迹旅游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国内外游客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八、皇家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皇家文化的缩影
皇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封建文化的发展方向。天人合一、敬天法祖，唯我独尊、专制独裁、典雅豪华、奢侈腐化等，可以看作是皇家文化的几个基本特征。北京的文物古迹可以说是中国皇家文化的缩影，尤其是那些独一无二的皇家建筑宫殿坛庙，别具一格的皇家园林、帝王陵墓等，更是国内外其他城市所无法比拟或望尘莫及的。它们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皇家文化的缩影。
九、文学艺术特色：百花齐放，名传天下——京味、京腔与京剧
中国不仅是一个诗的大国、散文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小说的大国、戏剧的大国。北京的文学艺术始终处于我国文学艺术发展的北方重镇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北京的文学从最早的神话传说到最早的文学记录《燕丹子》，唐人《玉集》中关于孟姜女哭长城的记载，《山海经》中的文学描写，《史记》中关于幽州、长城沿线的文学描写包括“李将军射虎”等，建安文学时期关于蓟城的文学艺术如曹操的《苦寒行》《观沧海》、曹丕的《燕歌行》，唐代的幽州文学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高适的《蓟门行》等，无不体现了祖国的北国风光，反映了农业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发展到辽、金、元时期，这种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因素进一步明显和加强了，比如辽代的幽州文学，苏辙的《游桑干》《眉山集》，金代的诗词、诸宫调、著名诗人元好问的诗词以及书法、绘画、歌舞、佛道诗文等，元代的名诗《黄金台》、元代著名诗人刘因、王冕、萨都剌、虞集等人的作品，元大都绘画、小说、讲史以及宗教作品等。明清则形成了带有北京地方特色和民族融合特色的京味文学，包括《金瓶梅》中的北京语，《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京味、京腔、子弟书，京味小说《镜花缘》以及说唱艺术等。
北京的戏剧从元杂剧的辉煌、明清传奇的鼎盛到以京剧为代表的花部地方戏的五彩缤纷，分别代表着中国戏剧史上的三个黄金时期。北京地区戏剧的发展则与这三个黄金时期息息相关。比如宏大壮美的元杂剧，从元曲第一家关汉卿的《窦娥冤》到王实甫的《西厢记》到马致远、纪君祥等人的剧作，昆曲艺术扎根北京，盛世元音，南洪北孔，花部的地方戏，徽班进京，京剧的形成，京剧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京剧生行、净行、丑行的表演艺术家等，无不反映北京地区戏剧兼容并包的特色，同时在全国各地又起到了引领潮流的作用。
十、育才选才特色：“学好文武艺，售予帝王家”
学校与书院是中国古代到近代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京师文化与地方文化传播与交汇，古老文化与近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沟通的场所。古代的北京官学发达，辽、金时期的官学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特色；元明清的国子监成为全国的最高学府；而地方官学、八旗子弟学校等也很有影响。学校为科举服务，“学好文武艺，售予帝王家”是北京地区育才选士的主要特点。但自古以来，北京地区书院很少，它反映了天子脚下文化上的专制主义，不允许异己思想和民主思想传播。但在近代，在废科举、兴学校之后，北京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却迅猛发展，很快就成为了全国的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和学校最集中的地方，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则成为世界著名的最高学府。北京的学校教育既是全国学校教育的中心，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这也是有目共睹的。
（本文摘自《北京文化史十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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