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之窗

唐人历史意识中的“文景之治”

[日期:2004-09-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作者: [字体: ]
     唐人历史意识中的“文景之治”
                                                                       王子今
    
     中国传统政治史观视“文景之治”为典型的“盛世”。回顾历史上的所谓“盛世”,人们有时汉唐并称。
     汉代人对“文景之治”的评价还没有绝对化的赞美。通过“周秦之敝”“百王之弊”诸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只是根据历史比较来肯定文景时代政策的合理性。唐代历史学者也有相近的认识。《史记·孝文本纪》以浓笔重墨描绘汉文帝的节俭形象。司马迁总结汉文帝事迹,首先称其节俭。班固《汉书·景帝纪》所谓“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也突出褒扬汉文帝之“恭俭”。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醇厚”谓:“醇,不浇杂。”《旧唐书·宪宗纪上》:“文景醲化,百王莫先。”“醲化”,可与“醇厚”对读,体现出共同的历史理解。
     对于西汉高帝、文帝、景帝、武帝四位名帝的历史影响,我们检索“二十五史”中《三国志》以后的文献,仅以“汉高祖(汉高帝)”“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称谓出现的频率而言,可以看到汉以后历朝对于西汉诸帝的总体历史印象,以“汉高祖(汉高帝)”和“汉武帝”最为深刻;而两《唐书》中“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出现频率骤然提升,《新唐书》中“汉文帝”出现的次数超过了“汉武帝”。在唐人的观念中,“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历史影响,超过了历朝平均水准。
     看来,“文景之治”的历史地位有逐渐上升的过程。南北朝时代,人们似乎还并没有把“汉文帝”和“汉景帝”看做“圣君”,大约至于唐代,“文景之治”在人们的历史意识中方才具有了空前高上的“百王莫先”的地位。
     “文景之治”是“因前王盈成而守者”(《宋史·王十朋传》)的典型。从现有历史记载和历史评论的相关资料看,明确的“文景之治”的说法,很可能最早出自唐人笔下。这就是《白氏长庆集》卷四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中的“文景之理”。“理”,当为“治”,避唐高宗李治讳作“理”。《增注唐策》卷二《白居易贤良策》即作“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于是被看做一种理想政治的标尺。我们还看到,白居易在赞颂“文景之治”的同时,也说到了“贞观之效”和“开元之治”。
     唐人对“文景之治”尤其是汉文帝执政成就的特别推重,除了体现出政治意识较前代更为成熟而外,可能还与汉唐两位“太宗”执政阶段的对应关系有关。《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汉景帝即位,群臣议曰:“世功莫大于高皇帝,德莫盛于孝文皇帝,高皇庙宜为帝者太祖之庙,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天子宜世世献祖宗之庙。郡国诸侯宜各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庙。”唐人在说到汉代这位“太宗”的时候,自然是会联想到唐代那位“太宗”的。
     在唐代政论中,“文景之治”是最理想的盛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唐人的“文景之治”评价中,多见以唐代帝王相比附者。
     例如,杨炯《公卿以下冕服议》赞颂唐太宗功绩,以“文景”事业相比况。裴垍《贤良策》写道:“至汉文及我太宗皇帝,皆不以宝位自矜,不以洪业自恣,率身以政,御物以仁。”白居易同样的论说,当代帝王举唐太宗、唐玄宗,而与西汉文帝、景帝并论。这种似乎已经形成文字习惯的以当代帝王与“文景”的比附,说明了什么问题呢?这种言论,是真心崇敬的表露吗?或者只是使用了标榜往古以批判现实的策略呢?或许这样的分析是有合理性的,即发表这些评论的人,试图以“文景”的德政作为现世当政者的榜样,同时也期望以“文景”事迹形成对现世当政者的某种约束。
     杜甫《送重表侄王殊评事使南海》诗说贞观时事,有“盛世垂不朽”句。透露出唐人的“盛世”观。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盛世”与“衰世”相比,大略比较安定,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比较合理的政治原则,成功地调节阶级关系,完善社会秩序,而终于得以实现的。但是,另一方面,如白居易“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诗句(《青石》)所说,我们考察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有关现象,应当穿破表征透视其真质。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盛世”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准风月谈·夜颂》)。李贽《史纲评要》卷一八批评唐太宗“有沽名之念”,“好名之心”,即指出其政治行为有表演的性质。这是我们在讨论历史上的“盛世”时应当注意的。
     唐人评说“文景之治”,也有过度夸赞以致不尽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形。如《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司马贞《索隐述赞》:“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鲁恭、梁孝,济北、城阳,仁贤足纪,忠烈斯彰。”我们看到,尽管“文景”时代出现过所谓“忠烈”“英王”,但是西汉一代最大规模的内乱———吴楚七国之乱,也正是发生在汉景帝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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