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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理论、现代文学篇
张中良
1近期文学理论界激烈论争的焦点
一、“文学理论死亡论”与“文化转向论”
高建平、金惠敏、刘方喜等撰写的一组文章，对所谓“文学理论死亡论”作了分析。其中，高建平《文学理论有明天吗？》一文描述了文学理论学科在中国学术界的处境变化，指出“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几乎整个80年代，学术界最热点的话题，都与文学理论有关”，当时许多关心文学话题的其他学科都参加了进来。但是，从90年代起，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个“反向”运动，所谓文学理论危机的一个具体表现是，许多原本从事职业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开始关注政治、社会、历史和哲学的话题；另一具体表现是，大学中文专业的文学理论课教学面临困境。而“对文学理论教材与文学活动实践间的脱节的抱怨，也就变成了对文学理论存在本身的谴责”，这正击中“文学理论死亡论”者的一个重要关节点。与高建平文章的基调相近，金惠敏的《文学理论“帝国化”与元文学的可能》从另一角度表达了对文学理论发展前景的信心。该文揭示了文学理论的“超学科‘旅行’或其‘帝国化’态势”，而“文学理论的帝国化进程，并不是文学为其他学科所淹没、所吞食、所充塞”。该文还指出，文学理论可以“通过改变文学所赖以存在的思想语境和社会语境而迂回地作用于文学”，“美学的繁荣从来不是或不仅仅是应文艺技术革新之急需”，其基本思路是强调文学理论研究相对于文学创作的独立性。刘方喜《重建“学院精神”：文论危机的另一种回应》一文则从其它视角阐述了与金惠敏相近的看法，指出“从‘知’的方面来看，我们过去的文学理论缺乏‘知’的累积性”，“知识化的沉积层太过薄弱不能说不是以往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不足———而这种不足恰恰为文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留出了较大的空间”。该文认为，“既往文学理论的另一重要不足是缺乏‘智’的原创性和圆融性”，这就涉及到外来理论的中国化问题。该文最后提出文学理论研究的“学院精神”，“重‘知’的累积性、重‘智’的圆融性，重对必然性的批判和对可能性的守护等，都是文学理论研究中‘学院精神’的一些具体表现———这种学院精神在以往的学术史中其实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建构”，“文学理论这门现代学科，对中国现代学术来说，其学科建设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与所谓“文学理论死亡论”相关的是“文化转向论”。钱中文在“多元对话语境中的文学理论建构国际研讨会”的讲话中，从历史的角度描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所遭受的3次冲击：第一次冲击是改革开放之初西方理论对传统文学理论的冲击；第二次冲击是在大众文化的推进中，一些同行转向了国外盛极一时的各种后现代文化理论；第三次冲击是在信息技术、图像艺术不可抗拒的威力下，一些学者认为文学正在走向终结，文学研究也风光不再，这次冲击使得文学理论学科面临着“一场合法性危机”。会议围绕文学理论的“学科性”问题展开了较为激烈的争论。
《文艺研究》2004年第1期发表了一组专题为“当代文艺学学科反思”的文章，陶东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一文把批评的靶子指向所谓“文学自律论”。该文认为，引发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原因之一是“人们开始感到文艺学研究似乎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状况，特别是消费主义时代大众的日常生活与艺术生活。文化转向倡导者们所推崇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该文认为，就文艺学专业而言，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陈晓明的《历史断裂与接轨之后：对当代文艺学的反思》一文则把批评的主要靶子指向所谓文艺学“原理”，指出其与实际研究的脱节，“文化研究使被‘元理论’（或原理）长期困扰的文艺学，突然有了解放的希望”。“文化转向论”又涉及到文学理论的所谓“边界”问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第9期收录了一组以“文学理论的‘越界’问题”为题的专题讨论文章。金元浦《当代文学艺术的边界的移动》一文指出，当代文艺学的发展应该“去区隔”、“去界域”，文化研究乃是“文学学科不甘被边缘化，力图通过对现实的积极应对重返中心的调整和努力”，是当代“学科大联合”的一种积极努力，它“超越学术专业化”。童庆炳《文艺学边界应当如何移动》一文强调，所谓文化研究与传统文艺学研究之间的区别，不是表现为研究方法的不同，而是表现为基本的研究对象的不同。《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刊登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两篇论争文章，其中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一文分析了“文学是否会终结”、“现实还需要不需要理性的审美”等问题，在分析“文化研究是否等于文学研究”时，揭露了国内学者所推崇的西方文化研究所存在的一些弊端；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一文指出“边界”、“文学”、“艺术”等“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于那里等待人去发现的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建构的”，强调“学科边界的人为性、历史偶然性与可变性”。
二、历史化清理与知识化沉积
文学理论界相关的研究状况及实际成果，或许是对“文学理论死亡论”最好的回应。王先霈《“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与建构”述略》介绍了其目前正在研究的课题。该文分析了研究中的3个困惑：一是在20世纪，有没有真正属于中国人的、被域外同行关注和采纳的、独立的文学理论批评的问题。二是文学理论能不能够、应不应该有内在的、所有参与者可以遵循和必须遵循的规范，以及现代文学理论能不能构成严密的逻辑体系并拥有成系列的、公认范畴的问题。三是当今世界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是什么，文学理论家如何确定自己研究对象的范畴的问题。概括起来，该文实际上触及了文学理论学科所面临的3个基本问题，即域外化挤压本土化的“文化性问题”、知识化挤压思想化的“学科性问题”、非文学（及其研究）挤压文学（及其研究）的“现实性问题”。这些问题仅仅凭借理论推演是不能解决的，必须回到并且深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中去。钱中文等则从文学论争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作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化清理，指出，“文学论争”是中国现代文论史中的一条重要红线，某种程度上也正体现了中国现代文论在理论运作上的重要特点：在论争中有关文学的“思想”可能会有所发展或者改变，但论争这种沉潜性不足的理论运作方式的固有不足是知识化沉积不够，这显然也是造成中国现代文论发展累积性欠缺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今天我们对现代文论一个世纪左右的发展进行历史化清理就显得尤为必要。通过钱中文《“五四”前我国文学观念的论争和现代化之首演》的历史化清理，可以发现：中国现代文论在文学观念上的多元格局其实在其现代化之初就已基本成型，一些重要的理论范畴也早已出现，比如当下发展越来越强劲的消费主义的文艺观，在早期的休闲文艺观中就可以看到其雏形。
对中国现代文论进行历史化清理的另一重要方式是关键词研究，高建平《现代文艺学几个关键词的翻译与接受》一文就做了这样的工作。该文通过对4个词的历史化清理，揭示了“一个词被翻译成一种语言后，常常在这个语言中独立地发展起来，产生新的意义，成为这个语言－文化共同体中的特有的现象”。该文对“党的文学还是党的出版物”、“形象思维”、“主观性与主体性”、“本体研究与本体论”等在中国语境中的变化作了细致的分析，而该文的主要努力是“将历史上的一些词放回到历史中去理解”。该文反对以所谓原义来否定对一些范畴的新理解乃至误读的独特历史价值，同时又重视对相关范畴原有语境的知识学清理，这就为我们反思历史上的种种误读奠定了基础。
党圣元《学科意识与体系建构的学术效应———关于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学科的一个反思》一文则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作了初步的历史化清理，指出“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其草创期开始，就是在现代学术眼光观照下的一种学术运作，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本身确实是研究者谋求传统文论话语朝着现代文论话语系统转化的产物”。文章分析了这种学术运作所产生的问题是：“批评史和文学史的割裂”、“文论史与宽泛意义上的批评意识的割裂”和“批评史与复杂的文化语境的割裂”。该文倡导一种“还原性质的研究”，认为过去的古代文论研究是“过滤、醇化”，现在要“有醇反杂”；“追求学科的自足性和体系化对古代文论研究带来了正负两方面的学术效应”，因此，有必要对古代文论的现代研究史进行历史化清理。
三、现实的批判性介入与思想的跨文化整合
与大众文化、消费主义相关的所谓“身体写作”也成为时下一个热门话题，彭亚非《“身体写作”质疑》一文对此作了批判性的分析，认为当下“所谓的身体写作实际上被予以了多么狭隘的理解：身体写作就是女性性写作，就是由女性赤裸裸地暴露以及卖弄自己性经历的写作———这就是我们媒体所热炒的身体写作的标志性内涵”，“而身体写作本是西方第二次女权运动中出现的一种女性主义文学理念，因此表现出的是女性对人类、对人性、对我们生存的世界的高度反省意识、责任心和人文关怀”。中国当下所谓的身体写作显然与此大相径庭。该文认为，这样的性暴露写作实际上恰恰是“迎合男权话语的一种文学行为，是女性性取宠意识与男性性支配意识的一次成功的不谋而合”，“即使只是从大众消费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写作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可予以张扬”。
与文学及其理论危机、大众文化等相关的另一热点是所谓“图像转向”，金惠敏《图像增殖与文学的当前危机》一文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关于“图像增殖对文学的审美重组”，首先从语言与形象之间的关系看，“在文学文本内语言与形象的关系是辩证的对立和统一”，而“影视则能够彻底清除这种二元对立关系，而仅以图像立身”。其次从语言、图像两者与“现实”的关系来看，语言自认为模仿现实，图像则试图替代现实。该文还区分两种不同图像，“现代性图像本质上是表意的，通过有限的形式传达无穷的意味”，指出这是一种“形象”，而后现代文化则以“平面化”解构着这种现代性的深度模式，最能代表后现代图像的是“电视”而非“电影”。从电影“形象”到电视“图像”，“这实质上就是一场图像学的独立运动”。最终图像成为“拟像”。该文最后总结道：“戳穿拟像/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将是文学及其理论一项伟大而庄严的社会使命和审美使命。我们不会对文学失去信心”，“文学总是通过虚构帮助我们找回我们丢失了的真实。”
高建平《全球化与中国美学》一文，对“美学在中国”与“中国美学”作了区分。该文首先历史地分析了“美学在中国”的不同形态，然后讨论美学的普世性与特殊性。一方面，许多学者强调美学的普世性，该文具体分析了“理论性”的普世性、“历史性”的普世性、“现实性”的普世性等3种情况。另一方面，中国的美学界也存在强调中国美学的特殊性的倾向，该文对此也作了历史描述。该文强调了“一般与特殊观念及其在对话中形成的不同美学间的张力关系”，指出“我们不能断定，在某些国家中产生的美学，是一般性的美学，而在另一些国家中产生的美学，是特殊性的美学”。“美学与数学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学科与文化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一个民族或文化的美学，并不是一种普遍美学的一个分支，不是某种普遍的美学原理在这个民族的实际运用”；另一方面，“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美学又是相互影响的”，西方美学思想的引入对发展中国美学起了巨大的作用。该文还叙述了20世纪中国与国外美学对话的发展，指出美学对话经历了从接受西方经典到与当代国外美学的直接对话、从把西方理论运用于中国实例到努力发掘中国自身的理论资源、从只注重西方美学到与其他非西方美学的对话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世界各民族、各文化的美学对话基础之上的，这种对话必然带来美学不失文化经验独特性的跨文化的思想整合。这种整合绝非是一个同质化的过程。同质化可能恰恰会影响世界“共同的美学发展”，而在富于张力的建设性的对话中，世界“共同的美学发展”反而会获得源源不断的新鲜活力。
思想的跨文化整合既包括跨“文化空间”即跨民族的整合，也包括跨“文化时间”即跨历史的整合。刘方喜《“声情”研究方法论的现代启示》认为，一些古代文论范畴在特定的方法论层面上可以跨越一定的文化时间，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实际影响，从而参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建构。在“语言学的转向”中，受索绪尔语言观影响的结构主义似占主流地位，但该文强调，在西方语言哲学思想史中也一直潜伏着由维科、洪堡特、克罗齐、卡西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思想家的研究所构成的发展线索，这些思想家对语言形式结构功能的人文意义、文化价值高度关注。“声情”论表明，古人的诗歌声韵观主要是“人文主义”的。以“声情”为“原点”或“基点”，在语言形式功能这一层面上整合西方现代人文主义形式美学丰富的理论资源，将是中西诗学思想融会贯通的一个极好机缘。刘方喜在《“声情”：汉语诗学基本范畴的新发现及理论启示》中强调了“声情”范畴理论价值的“现代性”与“国际性”，认为汉语诗学潜隐着一种“审美诠释学”的研究视界，从文化立场来看，“审美诠释学”乃是一种“汉语的”诗学思想形式，但同时只有在与西方诗学保持着一种富于张力的对话性关系中，诗学的这样一种汉语思想形式，才能生成为其自身的现代形式。凡此种种，皆体现了一种立足中国传统进行思想的跨文化整合的努力。（刘方喜执笔）
2近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特点
一、总结海外汉学影响的经验教训
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认真总结这种影响的经验教训已成为前沿课题。聊城大学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青年学者研讨会就对“新时期以来海外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进行了专题研讨。报刊上也能见到这方面讨论的反映。如《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刊出的《海外学者冲击波》，就是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师生关于海外学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的讨论。程光炜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海外学者热”的兴起，有其自身原因：其一，“理论热”在美国学界久盛不衰，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大行其道，对这批学人重新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二，由于美国文化的异质性所产生的压力，在海外学者那里培育出一种“后革命”的特殊语境，从而形成了“再解读”的研究视角，从中可以看到海外学者的共同性。诸如，从文学研究到文化研究的转向，文学批评常常杂糅了政治理论、哲学思辨、历史研究、心理分析、社会学资料、人类学考察等话语传统和论述方式。同时，海外学者存在代际之间、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性。不同学派各有所长，能够给我们以启迪；但亦有所短，应该予以注意。程光炜指出，“再解读”主要是研究文学史、作家作品的一种理论姿态，而不是研究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有效方法。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不能只以“新”、“奇”出胜，还应有审慎的查勘、分辨、比较和推敲，把“再解读”建立在认真踏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
黄修己《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把源自西方的“全球化语境”话语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结合起来思考认为，“文化全球化”的核心在于经过很长时间的历史过程，形成一种全人类认同的价值观———全人类性。今天，从全人类性的视角研究现当代文学，可以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人性内涵，既有利于发挥现当代文学在“人”的启蒙教育中的作用，也有利于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理解。
二、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意识愈加清醒
“断裂”意识逐渐被历史意识所取代，在作家、作品、文体与思潮等方面全方位地探讨现代文学与从先秦到近代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联系。这方面代表性的论文有陈方竞《鲁迅小说的“魏晋情结”：从“魏晋参照”到“魏晋感受”》、黄乔生《鲁迅、周作人与韩愈》、胡元翎《鲁迅与龚自珍》、束景南和姚诚《激烈的“猛士”与冲淡的“名士”———鲁迅与周作人对吴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传》、董乃斌《废名作品的文学渊源———以与李商隐的关系为中心》、王兆胜《林语堂与公安三袁》、倪婷婷《“非孝”与“五四”作家道德情感的困境》、刘保昌《道家思想与现代文学的个人主义精神》、龚敏律《论沈从文〈月下小景〉集对佛经故事的重写》等。
现代文学研究向当代延伸的趋势更为明显，从“现代”到“当代”的转折期得到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辟有“‘十七年’文学研究”专栏，刊出萨支山《“故事”“与”抒情“：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的两种可能性》、孙先科《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精神现象学阐释》、董之林《传统叙事方法的重现与再造———关于50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等。这一时段在20世纪文学史上相当重要，关涉到五四新文学的走向、变异与共和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其中有承续也有断裂，有扬弃也有创新，是非功过值得深入研究。赵园、钱理群、洪子诚、吴晓东、赵京华、吕晴、赵稀方、杨联芬、段美乔等人的笔谈，观点见仁见智，浓厚的历史感、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研究问题的方法给人以启迪。《南方文坛》2004年第4期也推出《20世纪40~50年代文学“转折”研究笔谈》，围绕着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与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两本研究转折期的著作展开话题。愈益清醒的历史意识还表现在以往遮蔽或模糊的文学现象的历史还原之中。胡博《新月派前期的“文学梦”》、吴敏《试论40年代延安文坛的“小资产阶级”话语》、刘增杰《一个被遮蔽的文学世界———解放区另类作品考察》等，在发掘、爬梳大量的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呈现出历史原生态的真实性与复杂性。
三、台湾、香港文学被自觉地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范畴予以关注
赵稀方《视线之外的余光中》及相关文章，对“余光中热”有所质疑，在两岸文坛激起强烈反响。台湾出版的《爪痕与文学》刊发了“余光中风波在大陆”特集，收录赵稀方、吕正惠、陈漱渝、陈子善、杨若萍、钱虹、刘心武、薛永辰、黄维樑、余光中、陈映真等人的文章。两岸学者、作家参与论争，至少可以说明台湾文学确已纳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少现代文学学者涉足台湾、香港、澳门及域外华文文学研究。赵稀方《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等论文，在准确把握后殖民主义原典产生的语境及其原意的前提下，认真辨析其在两岸三地的不同流变，批评有的台湾学者偏颇地借用后殖民主义为“台独”鼓吹的观点与方法，表现出敏锐的理论感悟与坚定的学术立场。本年度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黄万华《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学》、王德威《原乡想像，浪子文学———李永平论》、王岳川《澳门文化与文学精神》等；专著有方忠《20世纪台湾文学史论》、彭耀春《台湾当代戏剧论》。前者既有历史发展总论，也有小说、诗歌、散文、通俗文学的论述，后者则是戏剧的梳理与论述，合起来大致反映出台湾文学的整体风貌。
四、探究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化、外国文学的联系
代表性的论文有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散文的近现代嬗变》、方长安《形成、调整与质变———周作人“人的文学”观与日本文学的关系》等，著作有王福和主编《世界文学与20世纪浙江作家》、吴定宇《抉择于扬弃———郭沫若与中外文化》、靳明全《中国现代文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等。
尤为可喜的是对翻译文学的价值愈益被看重，认为翻译文学以其独特的地位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故翻译文学的研究明显加强。在“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鲁迅研究20年”等学术讨论会上，翻译文学都成为一个引人注意的话题。《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了一批现代翻译文学的研究成果，如李今《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郑海凌《“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鲁迅译学思想探索之二》、秦弓《鲁迅与有岛武郎———以“爱”为中心》、《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刘进才《阿左林作品在现代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杨迎平《施蛰存的翻译工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张德明《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等。
五、通俗文学研究在争鸣中向前推进
近年来，对于通俗小说与旧体诗词是否应该纳入现代文学研究框架一直存在着争论，但已有现代文学学者在通俗小说与旧体诗词的研究中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并且已有不止一种文学史著作将其纳入框架之中。汤哲声的专著《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梳理出20世纪流行小说的发展脉络：民初的海派文化新闻文体（言情小说、黑幕小说），20世纪20至30年代的繁荣与变革（社会言情小说、国难小说、人性的张扬、模式变革），40年代的新旧交融（新市民小说、新浪漫主义），80至90年代的价值回归和文本创新（纪实小说、官场小说、新新人类小说、历史小说、网络小说）；选择57部代表作予以文本分析后指出，两种类型虽然仍会继续下去，但其交融与互动使得它们的美学界限会越来越模糊。虽然关于流行小说的界定或可讨论，如将阎真的《沧浪之水》列入其中，而将发行量极大的《红岩》等“红色经典”排除在外等，都易引起质疑。但纵览百年文学史，该项研究梳理出一条线索，并指出与高雅小说的关系，确有创新之处。值得注意的还有作为此书序文的范伯群《建立生态平衡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另一方面，也有对通俗小说的批评之声。袁良骏《民国武侠小说的泛滥与〈武侠党会编〉的误评误导》，对《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中的《武侠党会编》的评价提出批评，认为“三亿言的武侠小说，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大灾难。它的泛滥成灾，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严重教训。”但袁良骏亦有《鲁迅的七封信和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肯定宫氏“在武侠世界开辟了一片较新的天地，吹来一股清新的气息”。看得出来，袁良骏并非对通俗文学一概否定。
六、经典重读多有收获
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诞生及延传的历史进程，认为经典既是实在本体又是关系本体，它具有原创性、开放性、多元性、典范性、民族性、历史穿透性及巨大的阐释空间，因而能够产生持久的影响。意识形态、精神价值以及知识、审美诸系统的变化与整合促成了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革命化与审美化、民族化与现代化、大众化与精英化三对关系是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延传的不同路向；而新时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与反思，则展现了现代文学经典在延传中变异和重构的发展趋势。秦弓的《略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重读》，在重新确认经典、建构文学史、面临种种挑战尤其需要确认现代文学的价值等方面，论述了重读经典的必要性，并指出在历史还原、文化还原与多元解读、尤其是审美分析方面，经典重读具有广袤的空间。
程光炜《“鲁郭茅巴老曹”是如何成为经典的》，以“鲁郭茅巴老曹”被确立为经典的个案，说明文学史编撰对经典“型构”的作用，同时又认为在历史进程中，他们是活生生的个体，应该“设身处地”地加以研究，才能有利于问题的展开与进入。胡尹强《鲁迅：为爱情作证———破解〈野草〉的世纪之谜》，王科《“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张洁宇《鲁迅作品中“路”———意象分析之一》、何平《〈故乡〉细读》、洪玲《论萧红笔下的太阳意象》等论文，在经典细读方面均有独到之处。
七、现代文学的史料学、文献学问题得到高度重视
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重视史料的好传统，从现代文学先驱者胡适、鲁迅、郑振铎、朱自清，到学科的重要创立者王瑶、唐弢、李何林等，都很重视史料工作。马良春、樊骏等发表过关于现代文学史料学的长篇论文，倡导并推动这项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了规模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甲、乙、丙3套大型丛书；还有朱金顺的《新文学史料引论》和一些作家全集、文集、名著校勘本。
现代文学界在强调理论创新的同时，对史料工作有所忽略。学术界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与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把史料与学风、方法问题一并列为议题。《文学评论》与河南大学文学院等联合举办题为“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研讨会。
清华大学中文系等举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座谈会”，把文献问题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出并讨论达成加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抢救的共识，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办法。2004年，出版了一批史料学、文献学成果，如贾植芳、陈思和主编的《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刘福春撰述的《新诗纪事》等。在文献学研究中，金宏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尤为突出。该书选取了《家》、《子夜》、《骆驼祥子》、《创业史》等8部名著，对校其不同版本，探讨版本变迁的历史原因与修改的短长。
八、文化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在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区域文化、教育文化、出版文化等与现代文学的互动与交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代表性专著有朱晓进等的《非文学的世纪：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文化关系史论》，雷世文《文艺副刊与文学生产--以〈晨报副刊〉、三十年代〈申报·自由谈〉、〈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的研究》，论文有盛英《冰心和宗教文化》、刘淑玲《〈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文学传播与中国现代文学》、刘勇《〈空山灵雨〉：融合多重宗教文化的人生寓言--兼与〈野草〉、〈画梦录〉比较》、袁国兴《宗教意识的链接与文学的选择--对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一种解读》、朱庆华《许地山小说宗教色彩的显与隐》和方长安、王本朝、王桂妹题为《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笔谈等。
作家研究、社团流派研究、文体研究与接受美学研究等方面也有可喜的成果，如胡明《正误交织陈独秀———思想的诠释与文化的批判》、阎奇男《“爱”与“美”———王统照研究》、黄淳浩《创造社通观》、阎庆生《晚年孙犁研究》、刘小清《红色狂飙———左联实录》、席扬《多维整合与雅俗同构：赵树理和“山药蛋派”新论》等。(张中良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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