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吸取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揭示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因而也就必然从多方面赋予党的先进性建设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任务。这里仅就其中的两个方面谈谈体会。
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这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还要这样继续坚持下去。但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原来那种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和低产出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环境等等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如不尽快转变，工业化、现代化的目标将难以如期实现。正是在中国的改革发展面临既有巨大潜力和动力的难得机遇，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的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强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同时，又强调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着力加快改革开放，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着力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努力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些，就是科学发展观在发展观问题上赋予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任务。
应当指出，科学发展观赋予的这个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任务，不仅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而且也是和世界范围内时代的发展趋势和进步潮流相吻合的，它反映又丰富了人类文明成果。
从世界范围来说，自从1955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刘易斯提出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GDP增长的发展观以来，半个世纪内的人类发展观大致朝着三个方向发展着：一个方向是横向扩展发展概念，这就是法国社会学家佩鲁在1983年提出的“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观；另一个方向是纵向扩展发展概念，这就是1980年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和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再一个方向是从内涵上扩展发展概念，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联合国开发署以及斯蒂格利茨、阿玛蒂亚·森等人提出的人类自身的发展观、实现社会转型的发展观，以及作为自由、人权的发展的发展观等等。
科学发展观既借鉴和吸取了发展观在这三个方向上发展中所包含的人类文明成果，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些成果。例如，在横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纵向扩展发展观方面，我们党提出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等等；在从内涵上扩展发展概念方面，我们党阐明发展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在国际上则提出和平、开放、合作的发展，建设一个民主、和谐、公正、包容的和谐世界。
科学发展观赋予党的先进性建设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任务的第二个方面，是社会建设的问题。
在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社会事业的发展却不同步，医疗卫生、教育、科技事业滞后，城乡、地区、贫富收入差距在拉大。正是针对着过去发展观所带有的这种重经济轻社会的片面性，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时突出地强调了“五个统筹”的要求，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提出要“完善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提出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时，确定了在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强调要“发挥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协调利益、化解矛盾、排忧解难的作用，发挥社团、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形成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这就是说，要推进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形成对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体系；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在提到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又具体展开说要“加强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完善优抚保障机制和社会救助体系，支持社会慈善、社会捐赠、群众互助等社会扶助活动”。胡锦涛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布局由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论述，以及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以上论述，清楚地勾划出了我们党正在探索和推进的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建设道路。这正是科学发展观在社会建设问题上赋予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任务。
应当指出，这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建设道路，不仅符合中国国情，而且也是和世界范围内的时代发展趋势、进步潮流相吻合的，这里仅就社会建设中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问题作些说明。
通常认为，在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里，社会财富分配的层次是：第一次分配讲效率，它是通过市场，按照竞争的原则进行的，结果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却又出现了贫富的差距，甚至使这种差距不断拉大，于是就得进行第二次分配；第二次分配讲公平，它通过政府，按照强制性原则，以税收和社会政策进行调节，缩小贫富差距。但在事实上，为了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趋于公平，保持社会稳定，仅有这第二次分配还是不够的，还得进行第三次分配，这就是通过社会，按照志愿性原则进行公益捐赠，实行“富帮穷”。实际上，除此之外，还有“第四次分配”，这就是有些个人和集团，窃据了部分权力的就通过贪污腐败，没有权力的就通过偷盗和抢掠，用非法手段谋取不义之财。一个健全社会良好的分配机制，应该激励第一次分配，协调第二次分配，推进第三次分配，遏制第四次分配。经验可证明，越是搞好第三次分配，越有利于调节贫富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越有利于遏制第四次分配。
美国是一个贫富差距十分悬殊的国家，它为什么能够维持相对的稳定？应该说这和它重视社会建设、推进第三次分配有相当大的关系。美国的非赢利组织在1950年时还只有5万个，但在1975－1995年间，却以312%的资产增长率和380%的收入增长率迅猛发展着，远远高于同期74%的GDP增长率。结果，在1995年，它拥有非赢利组织达120万个，总资产高达1.9万亿美元，最近10年来还以同样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在21世纪头几年里，美国人向非赢利组织的捐款每年都达2400亿美元左右。如世界首富比尔·盖茨近年来已经给慈善组织捐款235亿美元，在其50岁生日时，又宣布他还将捐出其个人财产数百亿美元给社会，而不把它作为遗产留给子孙。已故的美国工业巨头安德鲁·卡内基则认为“拥有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只有将自己拥有的剩余财富用于造福社会公众事业，才是最为明智的安排。所以，在这种氛围中，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把非赢利组织说成是“一种将要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式”。
我国的情况是，据民政部估计，每年有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2200万城市低收入者享受低保，7500万农村贫困和低收入户需要救助，6000万残疾人和1.4亿68岁以上的老人需要帮助。可是，据2002年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我国人均捐款只有0.92元，共计十多亿元，约占我国GDP的万分之一；中国1000万家注册公司中只有1%即10万家有过捐献记录。而2003年美国人均捐款达828.7美元，捐款总数占其GDP的2.19%，中美人均捐款数额相差7200多倍。这从一个方面清楚地说明了我国社会建设、特别是我国现代公益事业建设的滞后，急需按照我们党规划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建设道路迅速发展起来，2005年11月民政部和中华慈善总会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下召开的全国慈善大会已经就此发出了呼吁。这就是在社会建设问题上，科学发展观赋予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新的时代内涵和历史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