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世纪末三次文学[改道]
谢冕在《文学评论》１９９９年第４期上撰文指出，纵观近百年间中国文学的进程，重大的潮流的“改道”，总的算来约有三次。１９１９年那次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是第一次，是用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改天换地的巨变。本世纪４０年代初确定的、并在１９４９年以后予以全面推进的工农兵方向的文学，是第二次，其特征是以文学的一体化秩序代替“五四”新文学业已形成的多样化的格局。“文革”结束以后，以“新时期文学”的出现为标志、包括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的“后新时期文学”从时限看，业已长达２０年的发展期为第三次。
关于近期出现的这一文学潮流，作者认为，它改变并基本消解了自左翼文学兴起以来不断影响、并不断强化着的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的坚固的统制，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向度选择的良好局面，但也正大幅度地被置放在商品经济运行的原则之下。
作者指出，这一次潮流的改道，使文学从过去的作为庞大的和整体的“机器”中“脱出”，而变成了其实是恢复到一个又一个的“零件”——在现今，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都是这样的“零件”。文学写作不再是“集体”或受命于“集体”的行为，文学写作也不再代表群体和他人，极而言之，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达到了空前的淡化。文学写作和文学表现的个人化的现象，于是就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学风景。私人写作、私秘性、极端的个人体验、以及只有写作者自身才能了解的最隐秘的心理和情绪等，成了文学极为重要的题材、甚至成了文学的基本内容。
作者认为，这同样是一个特殊的文学年代。文学的基本价值受到质疑，意义被消解，审美功能被忽视，主潮不再存在，而且，人们也不再崇拜、甚至否认有所谓权威。他们听从的只是自己的召唤。“畅销书”、“排行榜”、“首发式”、“研讨会”、“签名售书”——都在有力地激发着人们的欲望和热情，都在把文学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异的境界。这是中国文学在２０世纪最后一个时段的重要景观。尽管我们仍然感到不满足，但较之已往，文学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拥有此等自由的人，理应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权利。现在的情势却是相反，人们似乎缺乏自制，他们中的不少人都患了健忘症，他们很容易地忘记过去，而以轻率的态度对待他们业已获得的一切。
作者提出，普通人可以没有历史感，而作家不能没有。只要不是有意地忘却，每个中国作家都自然地感受到了中国历史之重。把这种“重”用各自的方式表现出来，则是中国作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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