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回顾与思考

     
     仲伟民在2003年第4期《学术界》上撰文认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学术史上看，大体可以分为4个阶段：1930～1940年代，问题的最早提出及理论定调；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对经典结论的证明；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大讨论的接续；1990年代以来的理论反思。
     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一词做出概念论证，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前提。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学者们并没有对这个信手拈来的概念进行辨证，甚至直接把“资本主义”作为了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布罗代尔语）。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所以讨论中出现了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从“战国说”、“西汉说”到“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资本主义”概念不明确，“萌芽”的标准自然也无法明确，有人把手工作坊的产生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雇佣关系的出现当作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商品经济和市场的高度发展等同于资本主义萌芽，有人把所谓的“启蒙思想”的出现当作资本主义萌芽等等。在这里，很多人实际是把生产关系当作了“资本主义”的要件，无意识地成为了“唯生产关系”论者。
     回顾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史，可以看到学者们在诸如资本主义萌芽之类的问题上耗费了太多的心血，走了太多的弯路。当然，这些问题的讨论也给我们留下了有价值的内容。最显而易见的是，195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可以说，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繁荣，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直接推动的结果。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至今国际学术界并没有一种比较令人信服的意见———可能在很远的将来都不会有。然而我们也看到，经过学者的努力，国际学术界对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已经大大向前推进了，视野也大大拓宽了。随着近年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我国学者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也有了一些根本性的突破，这是值得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