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长河的流淌过程中，“言必信，行必果”一向是炎黄子孙所推崇的道德规范。“抱柱之信”的故事至今仍广为流传。但是，在人类迈进新世纪之际，“失信”行为却频频在我们身边发生，假冒伪劣商品、盗版影碟、三角债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现象。我们不禁问道：曾经视诚信为生命的中国人今天怎么了?有些人认为市场经济不需要诚信，但是殊不知，市无信不立，成熟的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随着人类的进步，诚信的价值越来越重要，它标志着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昭示着一个社会的未来。
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承办的2002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第二分论坛就以“重建诚信”为主题。论坛采取谈话讨论的形式，由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院长陈雨露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中央电视台著名新闻评论员敬一丹女士、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高培勇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郑也夫教授共聚一堂，就诚信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以及如何重建诚信等问题各抒己见，进行了热烈的交流和探讨。
在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领域颇有建树的张维迎教授从产权角度分析了信用缺失的现象，他指出无恒产者无恒心，例如，企业信誉的建立是一个长期受益的工程，企业领导关心的是自己在任期间的经营业绩，自然对诚信问题十分淡然。于是才有三角债和银行呆坏账的出现。因此改革产权制度是重建社会信用的根本途径。此外，完善的管理体制与道德文化的重构都是诚信社会的元素。
长期从事媒体工作的敬一丹女士对诚信这个话题感触颇深。敬女士自陈当她在俄罗斯店铺前看到“无中国货”的招牌时，当她制作披露黑心棉、毒大米等假冒伪劣产品的节目时，感到极为震惊和痛心。敬女士认为之所以失信行为如此猖獗，与我们所处的这个特殊时期是分不开的，经济的转轨带给我们一个充满变化的社会，社会成员原有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被动摇，与此同时，信用也迷失了。要找回信用，仅靠法律制度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道德这个软约束机制的构建。重建信用是一个长期的话题，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
以研究税收问题而享誉学术界的高培勇教授从“诚信纳税月”说起，从政府行为角度探讨了诚信问题。众所周知，偷、漏税行为在中国企业中十分普遍，尤其在企业发展初期更为严重。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要想获取更大的发展，诚信不容忽视。形象地说，信用就好比是通行证，不讲诚信的企业在发达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举步维艰。但是，从根本上说，重建诚信关键在于政府信用的建立。只有政府做到“以德用税”，企业才可以“以德纳税”。
曾著有《信任论》、《代价论》等信用领域著作的郑也夫教授更多的从社会学角度剖析了信用问题。他认为信用缺失不是市场经济“惹的祸”，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十分狭窄，自主权很小，因此“失信”行为没能表现出来而已。郑教授还从晋商、少年足球赛舞弊以及职称评定、学位答辩松懈等现象着手，说明要重建诚信，关键要有一套完整的信用记录。任何一个主体出于维护个人声誉角度的考虑，必然会做到诚实守信。
各位嘉宾独到的见解和犀利的发言不断赢得到场观众的掌声，会场气氛热烈异常。在会议进行过程中，同学们还就自己关心的问题与嘉宾们进行了探讨。两个多小时的论坛时间虽短，但是留给我们的是长久的思索和深深的启迪。信用缺失究竟是经济转轨的产物，还是中国的特色?信用的重建要依靠政府行为的规范，还是道德机制的完善，抑或法律的健全?诸位嘉宾的发言给了我们很多启示。虽然迈向诚信的路还很长，但我们坚信，新的世纪必将是诚信的世纪!
（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