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京郊与全国农户人均总收入分析
（一）人均总收入一般分析
也就是说现代化大都市上海与北京的农户收入差距主要在工资收入上，其它收入基本相同。上海与北京的农户工资收入存在较大差距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上海城市化水平比北京高。上海人多地少，在政府推动下许多市区工业都转移到郊区，农户兼业收入较高；同时，上海没有明显的城乡差距，郊区的教育、基础设施等都很不错。二是上海农户受到浙江、江苏等周边省份大城市的经济影响，处在长江三角洲网状经济带中间；而北京远郊地区处在京津唐经济带的周边地区，主要受北京经济的单向幅射影响。比较而言，长江三角洲经济带的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竞争力等都比京津唐经济带水平要高。
其次，2000年和2002年北京农户收入比全国平均水平分别高出2280元和2990元，分别超出全国水平的72.5%和86.5%。北京农户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收入差距主要在于工资收入、财产收入、转移收入，而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工资收入差距。2000年北京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是2238.93元，2002年为2264.48元，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基本没变，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差也很小。随着耕地面积逐年减少，北京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但受到2004年农业税免除，粮价上升等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开始增加。
（二）转移性收入分析
转移性收入包括离家到外地打工的农民子女寄给父母的钱、农村外部亲友赠送、奖励收入、退休金以及海外转移性收入等，一般来说主要是亲友赠送收入及子女给父母的收入。由于福建、广东、浙江等地农户有海外关系，其转移性收入要比北京多；而上海农户的转移性收入上升很快，2002年达到606元，比2000年全国最大值福建的264元，翻了一倍半。从2000年到2002年，全国农户转移性收入增加了20%，其中北京增加了87%。北京农户转移性收入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北京对贫困农户实行了低保制度以及发放补助金。
（三）家庭财产收入分析
财产收入一般指农户的土地地租收入、房租收入，以及城镇化等过程对丧失土地农户的土地补偿金，有时也包括农户入股时的股息收入。京郊农户财产收入总体水平较高，2000年是158.28元，是全国45.04元的3.51倍；2002年是341.27元，比2000年上涨了115%。2000年浙江省农户的财产收入在全国最高为181.01元。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浙江省城镇化的速度较快，土地补偿金多；二是因为农户入股股份制企业后股息收入较多，比如出海打鱼的船队资产股份化后，出钱的人不用出海也可以分享收益；三是租金收入高，农户将房子租给外地人住获得房租。2002年北京农户家庭财产收入居全国之首，主要原因是京郊城市化速度加快，较多的农户失地后获得了总量较多的补偿。从具体的数据上来看，上海郊区农户的财产收入与北京差不多，这说明两个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化速度相差不大，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
（四）收入构成分析
从纵向维度分析，就全国均值来说，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71.56%下降为2002年69.03%，转移性收入从4.69%上升为5.14%，工资性收入从22.32%上升为24.36%，其中变化最大的是家庭经营收入，2002年比2000年下降了2.5%。
2000年全国范围内农户人均总收入的构成中的工资收入，北京占比最大达51.94%；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新疆最大达到94.34%；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广东最大达6.67%；财产收入所占比重，浙江最大达3.84%。由于广东有海外亲戚的农户多集中在珠三角一带，每年的转移收入较多，在农户收入绝对数不是最大的基础上，其相对构成最大。但近年来珠三角地区农户富裕了，对国外亲友馈赠依赖就少了。而上海市亲朋好友的捐赠等转移收入则很普遍，到2002年上海农户人均转移性收入占全国第一。
2002年全国范围内人均总收入的构成中，工资收入所占比重上海最大，达到69.58%；家庭经营收入所占比重，仍然新疆最大为92.92%，但同比下降了1.42%；转移性收入所占比重，上海取代广东达到8.57%；财产收入所占比重，北京取代浙江达到5.31%。虽然新疆家庭经营收入绝对额比内蒙古、黑龙江等省份低，但由于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棉花等种植业，第二三产业收入很少，其家庭经营收入构成在全国还是最大。
工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户兼业的收入，农户作为雇佣劳动力为别的企业打工，从而取得工资性收入。工资收入构成大，反映了农户脱离农业收入的能力强，反映了中心城市、郊区城镇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大。家庭经营收入构成大，反映了这个地区经济还比较落后。家庭经营是一种效率比较低的生产单位，其规模小，工具相对简单。第二部分将对家庭经营进行详细分析。
二、家庭经营收入分析
（一）家庭经营收入一般分析
全国农户家庭经营收入2002年与2000年相比，第一产业收入从1810.65元增加到1924.73元，增加了6.3%。黑龙江农户家庭经营中的人均农业收入仍为全国最大，2002年比2000年增加了10%。但是在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的情况下，农业收入年增加5%是无法解决农户致富问题的。全国农户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从177.79增加到311.23元，增加了75%，因为不象农业那样受到土地、技术、化肥农药、气候等因素制约，所以全国农户家庭经营第三产业收入增加幅度较大。
全国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中第一产业占比从54.7%增加到55.8%。其中，内蒙古达到了96%，这说明内蒙古农村地区第一产业有了很大发展，而其它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在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上，第二产业增加最多的是浙江，这与浙江以家庭为单位的民营企业的大力发展分不开的，浙江家庭工业体系发达，如袿子、领带在全世界都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第三产业增加最多的是北京，这与北京郊区旅游业等第三产业比较兴旺、北京市政府鼓励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郊区大批农民失地后第三产业可以较好吸纳劳动力等原因有关。在北京近郊，一些农户从事扩充马路、营造绿化带工作，还有一些农户拿到足额补偿金之后，通常会从事第三产业的投资，所以北京第三产业收入增加较快。
家庭经营收入的规律：
1、全国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中，渔业收入方面，海南取代了广东第一的地位，从2000年的292元达到了2002年的536元，增幅达83.5%；建筑业收入方面，西藏取代了福建，从175元达到了187元；批发零售餐饮收入方面，浙江（293元）取代了北京（234元）。根据电话调查，西藏建筑业的收入如此之高，与统计误差有关系。西藏统计样本量2005年之前为480，2005年之后将升为1480，由于样本量小，其统计数据受偶然性影响较大。福建农户建筑业收入较高，主要是因为闽南闽中的一些地区传统的农户石雕业比较普及，农户石雕在与现代石雕企业的竞争中，逐渐丧失市场，其收入不断降低。浙江的批发零售餐饮中，餐饮只占四分之一，主要是小商品零售批发收入增长较快。广东人均农户渔业收入2000年全国最高，因为其海岸线在全国最长，淡水养鱼在珠三角一带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并出口海外，在基数较大的基础上，这几年增幅平稳，但在2002年广东人均农户渔业收入全国最高的地位被海南替代。
2、北京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中，占比较大的农业收入从911元降为745元，渔业收入从74元降为16元，降幅均较大；林业收入从33元升为56元，增幅较大；工业收入从93元升为204元，增幅较大；交通运输收入从385元升为454元；批发零售餐饮收入下降了，从234元降为206元；社会服务业收入从59元升为74元；文教卫生收入变化不大。北京农户人均林业收入增幅较大，主要是因为市政府增加“三线”农民收入的政策，农户承包林业，不准砍伐，农户靠栽林、护林等方式从政府获得补贴。由于批发零售餐饮业的市场波动较大，因此北京农户人均批发零售餐饮收入下降属于正常情况。北京农户人均工业收入增幅较大主要是因为怀柔、平谷等县的大户成立了制造公司，带动了农户人均工业收入较大幅度的增加。
3、浙江农户的服务业收入在2000年和2002年均居全国第一。服务业包括金融、旅馆、照相、洗衣、修理、导游、理发、按摩等。在家庭工业发达的基础上，浙江的服务业也比较发达，这是浙江农户的服务业收入连续居全国第一位的主要原因。
（二）第一产业
北京郊区耕地总面积2001年比2000年减少了8.7%，2002年比2001年减少了17%；粮食作物面积2001年环比减少28.3%，2002年环比减少了16.66%；经济作物面积2001年增加6.1%，但2002年下降了7.69%；蔬菜面积2001年增加5.5%，2002年继续增加了5.27%。从上面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近年来京郊耕地总面积呈不断下降趋势，同时其结构做了调整，增加了蔬菜的面积，减少了经济作物面积。经济作物面积的下降是市场规律作用的结果，农户根据前一农业生产周期的获利情况来调整种植面积。结合前表，2002年京郊农户农业收入由911元下降为745元，降幅为18%，其幅度比耕地总面积2002年相对于2000年下降的24%要小，种植结构的调整起了重要作用。
在耕地总面积减少和种植结构的调整的情况下，京郊主要农产品产量结构也作了调整，粮食、水产品的产量持续下降，而市场行情好的牛奶、肉类、果品、蔬菜的产量增加了。2002年农户林业人均收入最大的是海南为279.23元，是北京31.89元的8.76倍，这是由海南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海南林业收入比2000年增加了19%，年约增加10%，是增长比较快的。
由于内蒙古拥有巨大的草原牧场，因而2002年牧业收入在全国排列第一，为1154.7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553.43元的2.08倍。内蒙古农户人均牧业收入2002年比2000年下降了28元，这是由于1999年对牧业来说是个灾年，灾年牧民纷纷出栏牛羊，将潜在的收益大量转化为现实收益。而2000年内蒙古是个农业丰收年，其收益也达到了较大值，以后难以超过。
同样，海南农户的渔业收入也是依靠海洋、滩涂等自然条件，达到了563.15元。2000年渔业收入最多的是广东省，约为292.46元。由于海南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加上海南省重视渔业的发展，其渔业收入在两年里增长了近100%，充分发挥了其自然资源的潜力。北京2000年的人均渔业收入73.68元，2002年为15.9元，这是北京市政府根据北京水资源不足、水水污染治理成本高等特点，禁止了网箱养鱼的结果。2000年全国农村人均渔业收入为48.25元，2002年为60.12元，增长了约25%。2002年海南农户人均渔业收入是全国平均水平60.12元的8.9倍。
可以看出，农林牧渔收入是受自然条件制约的，其收入提高的空间有限。可见，要想为农民大幅增收，单纯从农业入手成效不大。
（三）第二产业
2002年西藏的农户人均建筑业收入最大，达187.2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3.97元的2.92倍。2000年福建的农户建筑业收入在全国排列第一，为173.53元，这与福建的城镇化发展有关。建筑业收入包括农户出租建筑器材、包工头的收入、建筑劳务收入等。2000年北京的农户人均建筑业收入101.25元，是全国的约2倍，2002年下降为95.55元。农户第二产业人均收入最多的是浙江，因为浙江的家庭工业发达。江苏的农户工业也比较发达，但发展速度比浙江慢。
（四）第三产业
2000年京郊农户人均第三产业收入473.38元，在全国是最高的，是全国的2.66倍。2002年京郊农户第三产业收入达到868.7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311.23的2.8倍。京郊第三产业收入增长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全国的优势地位在扩大。统计指标中，交通运输收入一般指农村个体户等交通运输收入，邮电收入指农户代送报纸等收入。京郊农户的交通运输收入、批发零售贸易餐饮等收入的提高与北京市开发旅游资源战略有关，也与市民消费习惯上重视拥有个人汽车消费有关。市民拥有私人汽车后就可以举家到郊区旅游，相应地带动起来了郊区交通运输、餐饮零售等行业。京郊开发了大量旅游资源，每年旅游旺季要接待全国上千万游客。2000年京郊农户交通运输邮电收入达到385.01元，是全国的4.00倍；京郊农户人均批发零售贸易餐饮收入达到234.74元，是全国的2.44倍。2002年北京交通运输邮电收入为454.97元，环比增长18%。可见，近年来京郊第三产业优势明显得到体现。
三、引申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在目前的农业体制格局下，依靠农业结构调整来提高京郊农户收入的空间比较有限。在人多地少的格局下，传统农业无法发挥规模效益，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户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巨大差距。新疆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近年来新疆地区农业收入一直在增长，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疆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已与全国持平，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农业收入一直稳步增长，但由于工业、服务业收入增长缓慢，新疆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与全国的差距正逐渐拉大。很多学者讨论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通过土地集约化经营来提高农户收入，但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大规模转移出农业的情况下，此方案并不能改变农村落后现状。
2、农户第三产业的发展必须有依托。在前知识经济阶段，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水平是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水平决定的。如果没有大都市的依托，没有本地比较发达的第二产业的依托，第三产业发展过度会违背经济发展规律。比如有些集镇，过度发展商业，最终商户之间激烈的竞争使商户的利益受损。再如北京近郊地区农户失地后，很多人经营小饭店、小卖店，造成供过于求，结果很多小店铺小饭馆倒闭了。可见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最终还应依托于市场有效需求的大小。
3、农户收入的增加必须首先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农户向现代企业输送资金、人力是经济系统从农业社会几千年来不断过度到知识社会的重要现象。国际上农村发展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农村本地发展战略，一种是依托城市发展战略。这两条道路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要形成资金、人才、管理等资源整合优势，并且要面向需求（可能是市场需求，也可能是计划需求）。浙江农村很大程度上是本地发展战略，没有依托大城市，直接面向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北京、上海等地农村发展是依托大都市的。江苏、珠三角农村的发展，走的是混合道路。根据改革多年的经验，结合国际上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村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农村过剩人口转移的问题，这可以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中面向市场的投资与经济循环来带动劳动力的需求来实现。
4、有效的城镇化、工业化要创造或满足有效的市场需求，以大规模吸纳劳动力，并为土地制度变革创造条件。农村的落后表现在很多方面，其落后面貌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的。城镇化、工业化的精髓是创造市场有效需求，抓住了市场有效需求的培育和管理，从市场需求的角度来协调产业发展，就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否则城镇化、工业化就要走弯路。这是通过城镇化、工业化来增加农户收入时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
总之，依靠农业结构调整与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并不能从根本上大大增加农户收入，发展农村必须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而城镇化、工业化都必须着眼于可持续地、有效地创造或者满足市场需求，以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可以说，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农业现代化是农村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农村发展的前提，这是中国农村现代化所必须谨记的中国国情。
（“北京市农村民间投资问题研究”阶段成果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