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北京“减量发展”:有界和无界发展逻辑的有机统一

日期:2018.09.20

来源:市社科规划办

作者:邓慧慧

      ◎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仅仅限于本地区的资源配置,而应顺应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新趋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合作。

      北京是全国首个进入“减量发展”的城市。“减量发展”是贯穿“十三五”时期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其主要特点是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粗放型转向质量效率集约型,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资源和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从集聚资源求增长转向疏解功能谋发展。实现这样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并不容易,立足于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才能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到,“减量发展”是对北京经济转型升级的规律性认识,是北京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 

      “减量发展”是推动北京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从发展阶段演进看,“减量发展”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从增长动力转换看,“减量发展”也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

      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信息技术革命又推动人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要素构成看,主要有两大类要素:第一类是土地、资本、劳动等有形要素,第二类是知识、技术、信息、智力资源、社会资本、制度安排等无形要素。传统经济学认为资源是有限和稀缺的,这类资源主要指的就是有形资源,其具有消耗性、稀缺性、不可再生、不可共享性,在生产过程中往往不具有外部效应或者外部效应不强。相比之下,在知识经济时代,无形生产要素具有的非消耗性、非稀缺性、可重复使用、共享性、增值性等属性对传统的资源有限和稀缺假设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并使得以往仅仅依靠有形要素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相应变化。

      规模报酬递减和规模报酬递增。有形要素和无形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特性使生产过程中收益变化的方向不同。在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社会,社会产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土地、劳动力、资本等有形要素投入基础上的,但受土地、劳动力等自身消耗性、稀缺性、不可再生固有属性的限制,随着要素投入的增加,投入-产出比将趋于下降,出现报酬递减现象,一旦投入减少,经济发展开始缓慢甚至停滞。而无形要素在使用的过程中可以与其他无形要素在融合的过程中衍生出新的有用知识,即“用知识创造知识”,实现自身的增值创新和“成长”,即使在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其规模报酬递增属性也可以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无形要素在生产中地位日益重要及其不同于有形要素的特性使报酬递增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经济规律。

      增量发展和减量发展。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是靠劳动力、资本、土地的数量推动的,有形要素的消耗性和报酬递减属性使得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获得发展的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而无形要素所具有报酬递增和边际成本递减的属性改变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很强的拉动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维持城市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不再是土地、资本、劳动等传统要素,而是知识、技术、信息、机制和管理等无形资源,知识、技术驱动代替劳动、资本、土地驱动力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有界和无界。城市的边界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由土地、劳动、资本等有形资源决定的开发边界;另一方面是由知识、技术等无形要素及其衍生品作为要素决定的发展边界。城市边界的两种变化趋势并存在城市之中。受资源稀缺性和报酬递减规律的制约,作为地理空间概念的城市开发边界是客观存在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中严格的“双控三线”明确了北京人口规模、空间布局、产业选择的边界,但收缩城市开发边界不意味着关死城市的发展边界。无形要素缩小了空间、时间的距离,“双控三线”带来的“有界”约束,并不会束缚或限制无形要素的能力发挥,更不会制约或阻碍高精尖产业体系的增长空间。在开放环境下,城市可以跨过经济活动空间的约束条件,在严格控制城市地理空间扩张蔓延的同时充分延展城市发展边界。 

      推动“减量发展”的四个重点

      加快建立城市创新体系、强化产业融合发展理念、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深化京津冀专业化分工。

      增长有极限,发展无边界。然而要实现边界的拓展,就必须要培育“打破边界”的“土壤”。这个“土壤”就是创新。“有界”和“无界”统一的关键在于加快建立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石的城市创新体系,以改革创新驱动北京“减量”发展,寻求经济发展的空间新动力。

      第一,加快建设城市创新体系。经济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如果动力问题解决不好,要实现 “减量发展”是难以做到的。增强发展动力的核心在创新。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城市创新体系在本质上是建立在报酬递增基础之上的集成性、系统性、开放性、成长性的知识创新的生态系统,构建城市创新体系就是要形成知识、技术、信息、文化、制度等无形要素在政府、企业、市场、高校、科研机构、创新中介服务机构、国内外环境之间流动顺畅、有效交流的局面,实现自我创新、自我创造的良性循环。  

      要在开放的环境下,把提高经济发展中的知识、技术等无形要素的密集度作为城市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来建设,在聚集、配置全球创新资源上迈出新步伐,加速融入全球科技创新体系。一方面要加强平台建设,鼓励北京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与国外相关机构合作,围绕重点领域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技术转移中心和先进技术示范推广基地,推动适用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另一方面要以北京高精尖产业发展需求引导科技创新方向,强化事关发展全局的信息技术领域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全面提高自主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水平,为“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制造2025”和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等重大战略布局奠定坚实发展基础,为首都经济赋能。

      第二,强化产业融合发展理念,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当今产业发展趋势是以智能制造为先导,一二三产业逐步融合,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术催生了大量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现代产业体系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政府部门需要适应这种产业融合的趋势,整合行业管理部门的职能,制定相互协调融合的行业监管和支持政策,深化科技金融创新,完善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真正落实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形成合力,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在新工业革命背景下,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北京要进一步加强信息化网络服务平台建设,通过大力推动云制造服务,支持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信息技术服务企业跨界联合,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释放无形要素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提升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能力。

      第三,积极融入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国家全面对外开放格局,探寻和创新地区合作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上的新突破。报酬递增来源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规模经济。“一带一路”沿线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产业梯度明显,“一带一路”带来的经济效应正是以中国为“雁首”的新“雁阵”模式产业转移。北京应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与欧洲发达国家关键技术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相结合,通过扩大开放形成连贯统一的要素市场、资本市场、服务市场、技术市场等,促进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实现规模经济和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北京要发挥科技优势,把创新作为“一带一路”新动力,通过开放创新和合作创新模式,聚焦共性技术,强化合作研究,突破技术瓶颈,推进北京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鼓励北京有条件的科技型企业到科技实力较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研发中心,通过对外开放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实现技术链接、资本链接和产业链接,强化跨界融合和系统集成能力。引导鼓励中关村科技园区、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其他园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接,共建一批特色园区,促进科技资源互联互通,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共建园区内创新创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创新型企业。

      第四,强化京津冀区域内产业分工和专业化。近年来,产业分工出现新特点,即产业转移由单一产业向复杂产业链分工方向发展,这是一种更为细致和发达的产业分工形态,以往的产业单项转移转变为依托包括价值链、物流链、功能链、信息链在内的产业链共建。目前京津冀产业合作以垂直型分工为主,未来京津冀地区产业协作不能简单地停留在北京企业外迁,应着力推动产业分工与产业转移按照技术进“链”、企业进“群”、产业进“带”和园区进“圈”的主线,以“缺链补链、短链拉长、弱链加强”为思路,同时在转移过程中对产业链上的资源、技术、知识、资本等生产要素进行合理整合,实施由点到面、由面到网的全方位区域内产业链共建。

      对内开放的京津冀最具向心力,对外开放的京津冀最具竞争力。京津冀地区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仅仅限于本地区的资源配置,而应顺应全球化背景下科技创新、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新趋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产业分工合作。加快构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更好地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鼓励企业在新兴领域布局全球产业生态体系,打造立足区域、服务全国、辐射全球的优势产业集聚区。




      摘自北京社科基金项目 “北京城市功能疏解与空间布局研究”最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