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同类课题的研究现状
在国外，P•Adhikari（澳大利亚，1999）认为在澳大利亚聚居区中的外来人口与居住在城市其他地方的外来人口相比可以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回报。He Xin (美国斯坦福大学，2003)重点研究了城市社会在外来人口变迁的冲击中，政府特别是相关法律制度的作为与不作为有何影响。Laurence J. C. Ma（美国，1998）与项飚对北京的“农民工聚居区（Peasant Enclaves）”进行了调查研究，重点研究了“农民工聚居区”的社会形成机理。但他们的研究基本是从理论视角进行分析的，定性分析较多，议论比较多，缺少详细数据支持和定量分析。
在北京市外来人口聚居区内，比较有名的有“河南村”、“浙江村”、“民工村”等（杨桃源等，1995）。另外像“画家村”、“保姆村”、“藏民村”、“新疆村”等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它们从各方面影响着了北京市区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李银华，1996）。城市外来人口为城市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马晓微，2004）。然而，不能忽视外来人口聚居区给城市社会生活带来的负面冲击，有人建议参照城市居民社区管理对外来人口聚居区进行“属地化”、“服务型”、“互动参与式”的社区管理（黄晨熹，1999）。
现有对外来人口聚居区研究的文献十分匮乏，而且多停留在定性描述、记者采访上，缺乏对北京市外来人口聚居区全面系统的研究。这对于加强北京市城市管理功能，实现“打造首善之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是非常不利的。
